继承中华民族重思想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
时间:2012-12-17 22:41 来源:张家界国学网 作者:伍大荣 点击:次
重视对全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化。是我国几千年来治国安邦、理政化民的一条基本经验。它对于我们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于我们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构建社会和谐稳定，乃至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繁荣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继承这一文化遗产，对于我国当今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无疑是必要有益的。
一
“教化”是指“政教风化”与“教育感化”。关于教化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古人曾有如下论述：
1、民众不仅需要富裕，而且需要教化。
先哲们认为，治理国家，仅仅强调爱民、富民、使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他们施行教化，努力提高民众的素质，如此才能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风尚，实现“天下大治”。
孔子途经卫国时，看到该国人口繁盛，由衷地赞叹：“庶矣哉！”学生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多起来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认为，经济上使人民富裕起来之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对人们进行教化。
孟子对孔子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他在积极主张使百姓“丰衣足食”的同时大力倡导教化，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腾文公上》）。他还认为，教化与物质生产、军事防御相比，更为重要。“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表无日矣”（孟子·离娄上》）。执政者不以礼治国，社会不讲文明，民众缺乏教养，坏人横行猖獗，国家很快就会灭亡。
西汉思想家杨雄不仅与孟子持相同观点，认为人若不接受教化与野蛮人和禽兽没什么区别，即“无则禽，异则貉”（《法言·问道》），而且认为，接受教化的程度与素质成正比，具备高尚的品德才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和幸福。“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颜氏子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乐也外”（《法言·学行》）。
东汉思想家王符也指出：“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继其邪”（《潜夫论·浮侈》）。只有不断地对人民“教之诲之”，才能使民心纯正，避免邪行，实现社会安定。
唐代思想家李翱亦云:“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李文公集》卷九）。
不难看出，我们的先人在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相当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它表明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仅仅追求经济繁荣、物质生活的富裕，还算不上真正的发达和进步。只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2、教化具有政令与刑罚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化作为执政者管理民众的一种手段，与法律、行政手段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尤其推崇这种手段，主张“以教为首”，“行教后刑”。
孔子认为，行政与法律手段对人只能起强制约束作用，而不能使人真正懂得什么是羞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只有用仁德和礼义来引导和教育百姓，才能使他们懂得做坏事可耻，从而发自内心地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孟子认为，完全靠行政和法律手段治理人民，只能使人民害怕，而良好的教化则会使民众亲近执政者，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但其代表人物商鞅、管仲都不排斥教化的作用。《管子》提出“政教相似而殊方”，“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认为教化可以减少犯罪。商鞅将法令与教化相比，认为“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力也捷于令”（《史记·商列传》）。即教化比简单的行政命令更深刻，经教化的民众对于政令的服从更自觉、更迅速。
汉代陆贾提出，教化与法令的不同作用在于，前者的出发点在于“劝善”，后者则在于“除恶”，“劝善”是主动的措施是治本，“除恶”是被动的措施，是治标。一味崇尚刑罚和暴力，不仅不能使国家大治，相反会导致灭亡。“秦以刑罚为策，帮有覆巢破卵之患”（《论语·辅政》）。
董仲舒和王符也都认为，教化具有刑罚不可替代的作用。王符指出：“教化立而奸邪止，教化废而奸邪出”、“刑罚不能胜也”（《历代名臣奏议·治道》）。王符则在他的《潜夫论·德化》中分析说：“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刑罚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西汉《太平经》提出应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上策。主张治国应该“守道与德，思退刑罚”。因为“好用刑罚者，其国常乱危而毁也”。他们还指出，用道德教化，可以治心、治里，使人心悦诚服；而单纯用刑罚惩治人，只能治外、治表，人们虽然表面服从，却“外恭谨而内反叛”。因此，只有对民众经常地“教导之以道与德”，民众才会“知自重自惜自爱自治”。
3、人性需要教化。
对于人的本性，历来有性善与性恶两种对比的看法。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性恶，然而在强调教化功能、重视教化作用这一点上他们都达成共识。
孟轲认为，人先天具有社会所要求的那些基本道德品质的萌芽，他将称为“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这“四端”与生俱来，有人不能成为善人，只是由于他不去努力培养、扩充这些“善端”。而教化则是培养“善端”的最好办法。
与此相反，荀况反对先天的道德观念论，他认为，人生来“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逸”（《荀子·性恶》）。如果仍其发展下去，必出争夺、暴乱，这就有必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和节制，即“今天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因此养民与教民是“王事”的两大要务：“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西汉大儒董仲舒则提出“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箐之性”。“圣人之性”，天生具有善的本质和美德，不需教化；“斗箐之性”，天生是恶的，教化也不起作用。这两种人都是少数，而绝大多数都属于“中民之性”，需“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
汉代的另一位思想家杨雄则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明代中晚期思想家王阳明反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只要执政者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抑或是折衷论，他们对教化作用的认可和推崇是众口一辞。正因为如此，历代执政者都把教化置于治国之道的重要地位。正如孙中山先生早年所言：“远视历代，横览九州，人才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孙中山全集》第1卷）。
二
教化是安邦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应该怎样对民众进行教化？古人的经验主要是：
1、执政者欲教化民众，必须先正其身。
传统教化思想认为，各级执政者不仅应当是道德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而且应当是道德建设的带头实践者，即“夫朝庭者，天下之桢干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这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面已”。（《资治通鉴·汉纪二十》）群众对执政者“听其言观其行”其行不善，其行也无力。
北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腐朽的皇帝，声色犬马无所不好。他在位25年，兴土木，崇游观，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在他的影响下，官员、家臣竞相侈靡。结果北宋的江山很快就断送在这些昏庸腐化的高层统治者手中。而南宋武帝刘裕却与之相反，十分注重正己教人。他平常清简寡欲，当了皇帝用的还是土屏风、布灯笼，穿普通衣服，并把打满丁的破袄交给长女，教育后代勤知俭。在他的带动下，魏晋以来久禁不止的奢靡之风为之一扫而尽，为以后的“元嘉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以本民族的优秀思想道德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在用什么内容来教化民众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先人善于从国情和民族心理习惯出发，把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历数千年而不衰的民族传统美德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传统美德内容丰富，有的概括为“礼义廉耻”，有的总结为“智信仁勇严”，最有代表性的是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古人用来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主要内容，数千年来一直成为封建社会奉信的道德行为规范。
所谓“仁”，它的涵义一是事亲，即侍奉父母，讲孝道，百善孝为先；二是仁爱，爱人；三是行德政、仁政。传统教化思想把仁作为评价人的行为的主要标准。
“义”即义理，指人们正确行为规范。它包括尊敬长辈、明耻知羞、非有勿取、事君以忠、为正义献身等内容。它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事的出发点，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
“礼”是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制规范，仪式的总称。孟子认为，是否有“礼”，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君臣、男女、朋友、长幼之间，以及内政、外交活动，都要依礼而行。“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晏子春秋·外篇》）。
“智”，指的是知仁晓义，通礼达乐，具有对行为是符合仁、义、礼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和自觉性。“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它使人自觉地去维护正确的理想、情操、精神与规范，不做违背原则、抛弃理想、损害精神、玷污人格的事情。
“信”，对普通人而言，要求诚实无欺，讲信用，以诚信待人；对执政者而言，要求取信于民。
这些道德行为规范虽然曾代表过剥削阶级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在倡导时也有一定的虚伪性，但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已凝练成中化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
3、抓好基层的道德建设。
重视基层道德建设，是历代封建政权实施教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秦王建立后，面对社会风气每况逾下的局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是设置专吏掌管教化。规定郡县各级官吏，均负有考察民间“私好、乡俗之心”，惩治“吏民犯法”的职责，并须监督基层加强教化，将情况随时报告上司。而在乡一级则设“三老掌教化”。
其次，加强对地方风俗的考察与整肃，秦王政二十年南郡守滕发布文告，指出当时南郡地区风俗不正、严令县、道啬夫加强对地方习俗的考察与治理。
再次，颁布法令，匡饰异俗。
其三，宣省习俗，刻石垂杨。秦始皇巡行天下，多处刻石纪功，其中有不少关于禁绝伤风败俗的内容。
乃至汉代，社会教化已经成为地方官的重要职责，基层政权和基层行政人员即所谓“乡官”的作用尤其受到重视。《汉书》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秩，有秩、啬夫、游徼。三老长教化”。汉高祖在楚汉相争、天下未定时，就曾在各乡三老选择一人任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戌”。
汉武帝执政期间，不仅在中央政府设立太学，组成仁义道德宣化中心。而且设置专取礼官，“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五帝记》）他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均负有教化民众的责任，曾告诫臣属：“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同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宣明教化的系统。汉武帝极为重视这些地方基层官吏在推行教化方面的作用，并往往亲自下令赐与钱帛酒肉。
清代的基层教化，无论在方式、规模、内容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因而更加成熟：
一是具有可操作性。顺治执政时，颁布了“圣喻六条”，即“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康熙时又向全国颁布“上喻十六条”；雍正时将“上喻十六条”解释发挥成洋洋万言的《圣喻广训》颁布全国执行。这些规定具体、明了，切合实际，便于操作、落实和检查，使百姓有所遵循。
二是制度化。顺治执政时，在全国推行约讲制度，规定每乡设立约正、约副，每月按时招集乡民宣讲“圣喻十条”。康熙时，规定每月塑望宣讲。清代还建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如清世宗规定每年七月组织官吏深入基层，对省、府、州、县、乡村教化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不力者严加查办。
三是形式多样。康熙时针对妇女儿童多数不识丁的实践，专门编成插图画册，文图并茂，使之浅显易懂。乾隆时还大力兴办义学，利用戏曲、小说、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化、
四是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对尊老爱幼、扶危济困、和睦邻里等人和事经常加以宣传表彰。由于清代重视乡村教化，使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4、重视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教育子女，培养后代，主要依靠学校、家庭和社会。其中，家庭、父辈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代名君唐太宗对太子诸王的培养和教育堪称典范。他不但为他们精选师傅，经常还问他们的学业进展情况，而且还十分重视他们的品德修养。唐太宗命魏征编选了《自古诸王善恶录》作为教材，使太子诸王见贤思义，闻恶知戒。他还亲自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太子，书中包括《求贤》、《纳谏》、《去馋》、《戒盈》、《崇俭》等12篇。告诫太子知稼穑之艰，知创业之难，爱护百姓，崇尚节俭。此外，在封建帝王中，宋太宗赵光义、明太祖朱元璋等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出色。
在历代大臣中，对子女教育严谨者首推诸葛亮。为使儿子苦志成学，他特意写了一篇《戒子书》，要求儿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他为了锻炼继子诸葛乔，除平时教育他俭朴度日外，出外打仗也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与诸将子弟“宜同荣辱”，并命他在山谷中运输粮草，以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
在中国古代，即使平民百姓也有重视后代教育的好风尚。如脍灸为口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等，都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家政教育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如《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女儿经》、《蒙学须知》、《童子礼》、《神童诗》、《朱柏庐治家格言》等。这些读物有许多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治学修德等方面的正确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其精华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传承。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积极探索符合当代青少年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的方式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优秀传统道德教化充分渗透和体现到学前教育中，体现到大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到学校日常管理中，真正做到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坚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使广大老师坚持育人为本、为人师表，不仅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自觉用良好的师德风范和良好的道德行为影响和教育学生。家长要以自身良好品行修养为青少年作出表率，积极引导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和荣辱观，做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
（作者系：1993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优秀理论家，张家界市社科联原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张家界市国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