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是中国古代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经籍中就有关于女教的思想。如《周礼·天官·冢宰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里提出女教的“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提出了妇女无专制之道，而有“三从”之义，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易·恒》中“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诗·大雅·瞻印》宣称：“妇无公事”，等等。这一切说明中国早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就注意并且实施女子教育，但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教科书。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自汉代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就日益注重和大力倡行儒家礼教及女子教育主张，要求妇女明达诗书与坚守‘妇礼”而能“齐家”，从而有助于治国及社会秩序。在这种形势和要求下，开始出现了女子教育专著，这就是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写出的《女诫》。自此以后，历代陆续编撰出一系列的女子教育的单行课本。迄明朝晚年，从历代的女子教材中选取出上述的四本书，汇编成为成套的《女四书》。

 一

 　关于《女四书》中各部教材的撰者，各自篇章的课题及其汇编与流传，这里按照其成书的历史顺序，分别评介于下：

 （一）《女诫》

 　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撰著，班昭为东汉时有名的女史学家、教育家，曾继其兄班固续写《汉书》。在汉和帝时任宫廷女教师。因嫁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她深切关怀其诸女的教育，遂写出《女诫》一书。主要基于古礼与儒典阐述女子修身齐家之道，教育妇女柔顺之礼。如讲解女子卑弱之礼：“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讲解妇行：“女行有四：一日妇德，二日妇言，三日妇容，四日妇功……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等等。《女诫》全书七篇：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这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书成之后，当时的经学家、教育家马融颇为赞赏，就教他的妻、女学习。后来马融的学生郑玄注《周礼》“四德”以及后世女学讲“四德”，都是基于《女诫》中的解释而进行阐述的。

 （二）《女论语》

    唐代女儒学才女宋若莘撰著，旨在教诲女子成为“贤妇”。体例仿效《论语》，以前秦设学授业的女经学家宣文君宋氏代替孔子，以曹大家(即班昭)等代颜渊、闵损，彼此问答，阐述封建的“九烈”、“三贞”妇道。其妹若昭对此书进行了申释。今存的《女论语》托名“曹大家撰”，共有十二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其中特別讲了许多约束女子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如“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男非眷属，莫与通名”、“父母有疾，身莫离床”、“敬事阿翁，形容不睹……姑坐则立，使令便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等等。语句均为四言韵文，亦非问答体。

 （三）《内训》

    明成祖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所写。以传统的《女诫》等过于简略，乃特别选辑了先人的女教典训，较多地从理论上阐扬妇道。如写修身之道：“夫目视恶色，则中眩焉。耳听淫声，则内褫焉。口出傲言，则骄心侈焉。是皆身之害也。故妇人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无陂，所以成德也。”写慎言：“妇教有四，言居其一。心应万事，匪言曷宣。言而中节，可以免悔；言不当理，祸必从之……夫缄口内修，重诺无尤。宁其心，定其志，和其气，守之以仁厚，持之以庄敬，质之以信义。一语一默，从容中道，以合于坤静之体，则谗慝不作，而家道雍穆矣”等等。《内训》成书于永乐二年，共二十章：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

 （四）《女范捷录》（简称《女范》）

 明末儒者王相（事迹不详）之母刘氏所作。以儒学的纲常之理做为“正内之仪”，除一般地阐述女教原理外，特别大量地引述了历代的贞妇、孝女、贤妻、良母的封建典范，也列举了一些烈女和才女人物。如例举贞妇、烈女：“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赵王之意止。”“杞良妻远访其夫，万里哭筑城之骨。”举贤妇、才女：“漆室处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巴家寡妇能捐己产而保乡民。”“宣文之授《周礼》，六官之钜典以明；大家之续《汉书》，一代之鸿章以备。”等等。《女范》全书列有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十一篇。

    上述四种女子教本，自东汉至晚明先后相继问世，各自传播。其中《女诫》至明末时，特为明神宗的母后所赞赏，认为该书“足为万世女则之规”，要求儒臣加以注解。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明神宗为之作序，同时颁令刻印《内训》，“使庶民之家得以训诲女子”。此后，王相以传统的儒教思想对这四本书——加以笺注。迄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由当时的书坊多文堂合刻为《闺阁女四书集注》，世间简称《女四书》。此书自明至清以及民国初年期间，各地广为刻印，版本繁多。

    《女四书》的撰注、汇编与流行。表明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倡行于王朝的宫中后妃与名门大家的闺秀，遂之推广于庶民之家；女子教材则由无专书到有专著的单行本，以至于编成为整套的系列女教丛书。特别是这四本书在编写上表现着由约至详、由格言教义以至理论与具体典范并举的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中国古代女学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封建女子教育的传播广泛而其流毒亦深远。

 二

   从《女四书》中各部教材的许多篇章的课题看来，如卑弱、曲从、事夫、孝行和守节等，就可明晓其基本思想是贯彻儒家所倡行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道，主张“男尊女卑”，实施“三从四德”的教育，以培养“贤内助”、“贤妻良母”。这从其全部教材内容上看，就更为清楚。如《内训》首章即讲女子的德性在于孝敬、柔顺而“能配君子”。由此要求女子“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智以烛之，信以守之，礼以体之”。《女范》开宗明义就讲夫妇之道：“五常之德著而大本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这就是传统伦理的“夫为妻纲”的纲常之教。至于“三从四德”的教育，《女诫·妇行》宣称“幽闲贞静，守节整齐”等等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洁齐酒食”是谓妇功。“此四者，女子之大节，而不可乏无者也。”《女论语》在序言中，就申明了四德、三贞的女教大义。《内训·谨行》则鲜明地教导妇女之行，要“体柔顺……服三从之训”。《女诫·专心》进一步宣讲“礼，妇无二适之文”、“夫故不可离也”。《女范·贞烈》更加强调“女无再醮”、“终身不移”。这完全体现“男尊女卑”，要求妇女对于丈夫“从一而终”的贞节品行。

   “男尊女卑”是，《女四书》的妇教思想核心，其理论基础则是儒家所讲的天地、乾坤、阴阳之说。《女诫·敬顺》讲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男以刚为贵，女以柔为美”。还特别在《专心》篇中提出“夫者天也”，是不可违的。《女论语·事夫》说“夫刚妻柔”，要“将夫比天”。《内训·事君》教导凡为妻者明阴阳之义，“能推是道”以事其夫。在其论事父母舅姑上也大讲“父天母地”，要求女子“秉坤仪”、“著母德”等等。总之，把男尊女卑说成是天经地义的，由此也就说明三从四德的孝顺、节义等都是合理的，其所要求培养的专一主内，兴“内助之德”，行“内助之功”，而绝无“公事”与绝对顺从的贤妻、良母、孝妇、贞女完全是当然的。

 三

   从总体上讲，《女四书》的教育价值观、对于女子教育的要求和德才观等方面，也表达了合理的教育学的因素。

    在教育价值观上，《内训·德性》宣称：“夫德性原于所禀，而化成于习。”这虽以德性“原本于身”，毕竟承认德性能否保持与完善则赖于习化。至于“诵诗书之典”的文化智能，《内训》序中指明这是需要“承父母之教”的。又说：“贤妇贞女……未有不由于教而成者。”这阐明着教育对于形成德才的重要意义，是合理的观点；同时也表达着对于女子教育的要求，有主张女子应享受教育的一些积极思想。

　　在德才观上，《女范·才德》主张女子德才兼备的教育，斥责传统上“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言是“殊非”的，要求“德以达才，才以成德”。在《智慧》篇中特别宣称“有智妇人，胜于男子”，这表现一些开通女子智育的思想以及德智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观点。当然它要求的女才是受“三从四德”制约的。倡行整洁、勤俭、“不道恶语”等，有反奢侈浪费、反懒惰和要求文明语言行为的正当意图。

    在教育方法上，《女四书》表达着格言和榜样的作用。如《内训》的“崇圣训”、“景贤范”都阐发古哲先贤的“嘉言善行”作为学习的典范。《女范》全书各篇都列举历代各类名女作为进行教育的楷模，如称颂班昭的续《汉书》、梁红玉的击鼓败金等等，宣扬了我国古代才女的学术贡献与巾帼英雄的爱国行为。此外，则是大量地宣扬了传统道德的节妇、孝女的事迹，如称颂刘氏斩指取血和药以医治婆母的孝行，称颂夏侯令女截耳割鼻以持身的贞烈行径。可以看到在教育上用“前言往行”感人的力量。

   《女四书》为培养“贤妻良母”还提出了“母仪”与“慈幼”的教育，指导妇女注意“胎教”以及教育儿女要“本之以慈爱”。但慈爱不是姑息与溺爱，要“导之以德义”、“临之以严格”。

《女四书》是贯彻儒家礼教思想的一套女教材，阐发着一系列的女教思想理论、内容与方法，形成为一部“女学”或“女子教育学”，起着推进女子教育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