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文化概说
时间:2012-12-08 00:19 来源:张家界国学网 作者:戴楚洲 点击:次
[摘 要]“武陵文化”是指世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武陵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
[关键词]武陵地区 武陵文化 八大系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研究热”。《辞海》把“文化”这个概念界定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文化”并非汉族单独创造，而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自古以来，中国境内一直有人居住并在各地创造了“区域文化”，包括巴楚文化、巴渝文化、湖湘文化和“武陵文化”等。武陵文化是武陵地区旅游产业的共同品牌，系统研究武陵文化对促进武陵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旅游文化繁荣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武陵文化的基本概念
“武陵文化”是指世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这一地区文化现象按照全国政协民宗委组织的“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作区”座谈会形成的共识，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点：
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与社会和谐发展研究》成果之一（06BMZ028）。
作者简介：戴楚洲（1963年— ），男，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毕业于常德师院。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吉首大学特聘研究员、湖北民族学院兼职研究员、三峡大学兼职教授，从事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
一、是山同脉：这一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北有长江以北的巫山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靠雪峰山脉，东临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
二、是水同源：这一地区的主要水系是沅水、澧水、清江、乌江四大水系，均发源于武陵山脉。
三、是民同俗：这一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共计120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3000多万人的40%。民风民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四是经济同类。这里环境相对封闭，生产方式相对原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是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五是文化同质。按照民族学专家张正明的说法，这一带是中国一条独特的“文化沉积带”。因此，二十世纪末，曾有不少人借海南建省和重庆设市之机，呼吁建立“三峡省”或者“武陵省”，以便更好地发展武陵地区经济和文化。
二、武陵文化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经济的先导，是旅游的灵魂。打造“武陵山旅游圈”必须开发利用武陵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武陵地区各族祖先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颇有特色的武陵文化，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武陵文化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名胜文化资源，既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一是以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苗文化、越文化和汉文化为源头的“历史文化”。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湖北省长阳县发现的人类上颌骨和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湖南省石门县发现的人类左腿股骨和下颌骨距今约3万年。武陵地区已经发现虎爪山遗址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苗人、越人、汉人等多民族聚居区，致使武陵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特点。秦汉三国两晋时期，武陵地区隶属黔中郡、武陵郡管辖。南北朝时期，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的问世和武陵仙境“桃花源”的初创标志“武陵文化”形成。唐宋元明清时期，“武陵文化”逐步发展。历代祖先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和诗词曲赋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是以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奇特的民族语言、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不仅有溪州铜柱、老司城遗址、马田鼓楼、芋头侗寨、大水井古建筑群、贺龙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等4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有桑植民歌、民间故事、梯玛歌、薅草锣鼓歌、土家族打镏子、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撒儿嗬、苗族鼓舞、土家族毛古斯、傩愿戏、花灯戏、目连戏、恩施扬琴、南曲、挑花、土家织锦、蓝印花布、苗族服饰、苗族银饰、白族扎染等6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以民间信仰和儒道释融为一体为特征的“宗教文化”。武陵地区各族群众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道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道观有真源观、桃川宫、五雷山道观、天后宫、景星观、紫霞观、高贞观、太和观、朝天观、祖师殿和白衣观等。佛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佛寺有香积寺、药山寺、钦山寺、大同寺、洛浦寺、乾明寺、大兴寺、玉泉寺、黄陵庙、石墨寺、太平山寺、天门山寺、普光寺、兴国寺、宝峰寺、观音庙、夹山寺、龙兴寺、仙佛寺、天庆寺和香山寺等。
四是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袁任远、廖汉生为首创造的“红色文化”。1928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到达桑植，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2日，桑植起义爆发，3000多名起义军夺取了桑植县城，随即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和中华苏维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在湘鄂边区举起了第一面土地革命大旗，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序幕。7月，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贺龙率兵攻占鹤峰县城以后，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初步形成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省公安县会师后，组建了红二军团。1931年，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向永顺、龙山、大庸、桑植等地挺进。1934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占大庸县城。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县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和以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至1935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红军将士创作的苏区歌舞至今仍在武陵老区流行。贺龙、周逸群、袁任远、廖汉生等红军将士的故事至今仍在武陵地区流传。张家界至桑植至永顺至吉首至铜仁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贺龙故居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五是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服饰为标识的“服饰文化”。土家老年男子穿满襟衣，头裹青布巾；中青年男子穿排扣对襟衣，裤脚缀梅花条。土家老年妇女头包青布帕，身穿矮领滚花边满襟衣；中年妇女穿右开襟矮领衣，套绣花围裙，裤脚用色布缀3条梅花边，穿绣花鞋；土家姑娘穿外托肩上衣，裤子绣五色花，戴瓜子耳环和银手圈。苗族男子头包布帕，大如斗笠；穿对襟衣，裤短而大。女子用花格帕包头，层层缠绕；穿无领大袖满襟衣，胸前绣花；下着短而大的宽脚裤，边缘滚花边；喜戴银饰和项圈。侗族老人穿无领右衽衣，着宽长裤，系束腰带。妇女穿无领右衽带子衣，下着百褶裙，袖口、裤脚镶花边，系绣花胸围，插银簪，包花帕。白族男子包白头巾，穿白色对襟衣，套黑马褂。女子戴“风花雪月”帽，穿白色大襟衣，套黑丝绒短褂，系绣花飘带。
六是以湘西北“湘菜”和渝东南“川菜”为特色的“饮食文化”。湘菜由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风味组成。洞庭湖畔常德市的名菜有蒜香黄鱼、红烧甲鱼、冬笋野鸡和冰糖湘莲等。以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山区菜系以烹制山珍野味见长，名菜有土家酸鮓肉、腊味合蒸、炖腊野鸡、麻辣竹鸡、油炸蜂蛹、砂锅狗肉、板栗炖鸭肉、泥鳅钻豆腐和岩耳炖土鸡等。渝东南黔江、酉阳等5个区（县）原属四川省辖地，这些地方的土家、苗族人民至今擅做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牛肉、棒棒鸡丝、毛肚火锅、干烧鱼、麻婆豆腐、锅巴肉片和香酥排骨等川味菜肴。川菜发源于巴蜀，调味以麻辣著称。
七是以转角楼、吊脚楼、鼓楼和“三房一照壁”为标志的“建筑文化”。土家族建筑是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如永顺县王村镇、龙山县里耶镇、慈利县江垭镇、慈利县溪口镇、永定区王家坪镇、桑植县两河口乡、桑植县苦竹寨、利川市鱼木寨、恩施市崔家坝镇、石柱县西沱镇、酉阳县龚滩镇、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思南县思唐古建筑群。苗族建筑是吊脚楼，如吉首市德夯、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和松桃县寨英村古建筑群。侗族建筑“三宝”是鼓楼、凉亭、风雨桥，知名鼓楼有横岭鼓楼、阳烂鼓楼等。张家界市白族民居建筑以“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家庭院落为代表，造型为青瓦“人”字屋顶。
八是以“大武陵旅游金三角”长江三峡、张家界、梵净山为龙头的“名胜文化”。武陵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齐全。既有武陵源、桃花源、黄龙洞、宝峰湖、茅岩河、九天洞、天门山、江垭温泉度假村、万福温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风景区、车溪民俗风景区、神农溪、柴埠溪、小南海等20多处5A、4A级旅游景区，又有长江三峡、武陵源、桃花源、猛洞河、德夯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三、武陵文化的提出目的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涵盖最广，包括《徽州文化》、《岭南文化》、《黔贵文化》等24本著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丛书主编遗忘了历史上早已形成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武陵文化”。有鉴于此，湖北民族学院黄柏权教授首次提出“武陵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了第一篇专题研讨武陵文化的学术论文《论武陵文化》。该文就武陵文化的区域定位、文化属性、生成机制、文化特征等方面作了探索性研究。[1]为了深入研究武陵文化，我们班门弄斧，首次推出系统研究武陵文化的学术著作《中国武陵文化研究》一书，试图阐述“武陵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追溯武陵文化的起源，论述武陵文化的发展，阐述武陵文化的现状，探讨武陵文化的利用。以期抛砖引玉，弥补学术界地域文化研究之不足，从而达到繁荣武陵文化、发展武陵经济的目的。
提出一种地域文化必须考察它存在的时间，必须界定地域范围。“武陵文化”是起源于武陵地区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既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其名称来历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历史沿革看，武陵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已有“武陵”一词。汉朝初年设置武陵郡后，“武陵”一词成为行政区划名称。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2]《辞海·地理分册》对武陵郡管辖范围作了界定。“武陵，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由此可知，武陵郡始于汉代，废于唐代。从汉代设置武陵郡起，武陵地区一直是完整而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其次，从自然地理看，“武陵”一词源于武陵山脉，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武陵山脉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重要山脉，是中国自然区划由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向第三阶梯东南丘陵过渡地区。《辞海》说：“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2494米）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富林、矿资源。”[3]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又名武陵山）止，通称武陵山脉”。从现在的中国地形图看，武陵山发脉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从西南向东北行，穿过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到长江北为荆山；南支经湘西北，余脉延至洞庭湖西。武陵山脉及其西北作为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都是地质史上“燕山运动”造成的。可见，武陵地区地域范围为：湖南省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重庆市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区（县），贵州省铜仁地区等地。宜昌市自古以来就是巴人、楚人活动地区，不仅包括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而且包括世界闻名的长江三峡部分景点。根据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化研究和旅游研究的需要，我们适当扩大地域，把宜昌市各区（县）纳入武陵地区研究范围。再次，从现实状况看，学术界、旅游界和政界、商界已把“武陵地区”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实体，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自然地理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区域经济的同类性把武陵地区划为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此后多年，武陵地区多次召开湘鄂渝黔四省武陵地区县（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议、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民委民族工作协作会议和旅游局构建“大武陵旅游圈”研讨会议。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会同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政协从2004年至2007年、连续4年共同举办了4次“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04年，国家民委在黔江区主持了武陵民族文化论坛，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政府、民委、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利用。在学术研究方面，为了促进这一地区发展，湖北民族学院出版了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丛书。余中佑提出了加强武陵山区区域合作的建议，黄柏权提出了湘鄂渝黔边区全面合作的工作思路，张良皋提出了构建“大武陵旅游文化圈”的构想，张英提出了构建湘鄂渝黔旅游协作区的旅游开发战略。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不仅为地方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且为形成共识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武陵”是个历史悠久的历史地理概念，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武陵地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主线，以土家、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个省(市)毗邻地区，共有7个市（州）、70个区（县），土地总面积为15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000多万人，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总计1200多万人(武陵地区共有土家族770多万人、苗族300多万人、侗族13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的40%，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名胜文化和经济社会等方面有其共同特点。
四、武陵文化的远古积淀
“武陵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武陵地区各族远古祖先创造了原始文化。1956年，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钟家湾村龙骨洞发现一件人类上颌骨连同两枚牙齿和一枚人类前臼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属于“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是武陵地区首次发现的远古人类资料，它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1993年，石门县阳泉乡邢家桥村燕耳洞发现了距今约3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有人类左腿股骨一段、下颌骨一块、牙齿三颗，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石门人”。石门县燕耳洞人类化石是湖南省唯一的远古人类化石点，对研究武陵地区人类起源及其进化有着重要价值。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以各种类型的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考古学称之为“石器时代”。武陵地区人类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武陵地区发现的原始人类遗迹遗物是研究武陵地区远古时代土著先民历史文化的实物证据。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
远在旧石器时代，武陵地区早有远古人类活动。武陵地区津市市、安乡县、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桑植县、辰溪县、洪江市和新晃县等市（县）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数十处，采集打制石器数百件，时间距今约1万年至20万年不等。1988年，在湖南省津市市窑坡渡乡董家村虎爪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砾石、石珠、石锤、石球、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是湖南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常德市武陵区德山乡樟木桥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处沅水右岸，采集到的石器有砍砸器、石球、石核，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1988年，在澧县澧南乡栗木村鸡公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石球、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200多件，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具有独自特点的鸡公垱遗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91年，泸溪县上堡乡白沙村田溪口发现砍砸器和刮削器等打制石器13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87年，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乡柏树岭村大桥溪发掘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打制石器50多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10万年。1986年，慈利县蒋家坪乡金台村出土了尖状器、砍砸器、盘状器、石片、石核等打制石器108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证明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已有远古人类在溇澧两岸繁衍生息。1988年，在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包子堡采集到砍砸器、石斧和石片等打制石器，为距今3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芷江县小河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砍砸器、石锤、石核、石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1至5万年。1995年，恩施市凤凰山发现2件砍砸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文化遗物。1985年，黔江县正阳乡红土湾老屋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斧等打制石器800多件，距今1万多年，是渝东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发现。1987年，保靖县拔茅乡东洛村出土1件刮削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澧县乌鸦山出土了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手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万年。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
武陵地区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发展序列分为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五大发展阶段。
1、彭头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前期，湖南有彭头山文化，湖北有城背溪文化。1988年，澧县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距今约8250——9100年，是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考古学界定名为“彭头山文化”。出土了锛、凿、珠、管和石斧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罐、钵、盆、碗、碟、釜、盘等陶器。陶片中掺和有大量稻谷壳痕迹，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文化”发源地。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八十垱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有土筑围墙的村落遗迹，是中国南部最早的环壕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器物有罐、盘、钵、三足器等。特别重要的是仅数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稻谷1.5万粒以上，数量超过国内已经发现的稻谷总和。这些特征与彭头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相似，距今约8000年。宜昌市宜都“城背溪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圜底器为主，距今7400多年。1964年，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发掘到商代中期文化遗址。1979年，在该遗址下层又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凿、石片、石核、网坠、砺石、盘状器和刮削器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陶钵、陶罐、陶豆、陶盘、陶釜、陶饼等泥质夹砂红陶。距今约7200——7900年，这是武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
2、高庙文化：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6800至7500年。在高庙文化遗址中，第一次以陶器图案为载体向人们显示出来。器物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器形有斜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圜底钵，有少量碗类器。不仅有由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纹样，而且有由篦点组成的凤鸟纹、太阳纹和神徽图像。目前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址有辰溪县征溪口、吉首市河溪和花垣县茶峒等处。
3、大溪文化：湖北有桅杆坪、中堡岛等遗址，湖南有三元宫、城头山、丁家岗、划城岗、皂市等遗址。1970年，湖北省长阳县桅杆坪发现打制石器5件、磨制石器5件，文化类型属于大溪文化。1987年，长阳县西寺坪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斧、铲等石器和釜、碗等陶器。1974年，澧县梦溪乡三元村发掘了三元宫属于大溪文化的遗址。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砺石等，陶器有碗、锅、钵、盆、瓶、鼎、平底罐、陶纺轮等。1979年，澧县涔南乡东田村试掘的丁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属于大溪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石器有磨制石斧和打击石片，出土的陶器有釜、碗、钵、罐、盘、盆等。1991年至1996年，对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占地18.7公顷，是长江流域“城镇文化”遗存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址，具备我国早期城址内涵丰富的古城布局，从而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第一古城”。这里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仍然保存完好的古稻田遗址，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址，反映澧水流域6000年前已经进入稻作农业经济阶段。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乡县划城岗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长颈壶、直壁瓶、腹部压印弦纹鼎。泸溪县浦市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镰等石器和盆、钵、釜、盘、罐等陶器。麻阳县火车站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锄、石锤、石凿等石器和釜、罐、盆等陶器。张家界市城区古人堤出土过石锛、刮削器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距今约7000年。古人堤遗址还出土了陶罐、陶盆等陶器，铁镰、铁刀等铁器，铜刀、铜钱等铜器以及银珠等文物。慈利县苗市镇小沙村屋场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斧和陶片，属于大溪文化遗址。湖北省宜昌市中堡岛和宜都市红花套也是属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4、屈家岭文化：1979年，安乡县安障乡沙湖口村发掘了划城岗遗址。该遗址第三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锛、石凿等；陶器有罐、瓮、盆、碗、鼎等。澧县宋家台遗址发掘了属于屈家岭文化的红烧土房基面和数十座同期墓葬，随葬品有石凿、陶、鼎、罐、杯、甑、碗等。怀化市新建乡高坎垅遗址出土了石斧、石刀、和石铲等石器，出土了釜、钵、曲腹杯、圈足碗、壶等陶器，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址。高坎垅是“三苗”进入武陵地区的先声，其出土的陶塑狗头是苗族盘瓠图腾的最早形态。武陵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具有濮人的一些文化因素。慈利县溪口镇璞榔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钵、杯等陶片，亦属屈家岭文化遗址。
5、龙山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分布在武陵地区及其南部，距今4000年至5000年。1980年，泸溪县浦市镇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层出土了石斧、石刀、石凿等石器；陶器有钵、罐、缸和盆等，属于龙山文化遗址，与古代濮人的原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靖州县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圈足器和圜底体居多，是土著文化遗存。麻阳县步云坪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圈足器、釜形器、三足器、高足杯和罐等。临澧县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40多处，出土了斧、锛、凿等石器和长颈壶、绳纹罐、圈足盘等陶器。1981年，澧县道河乡高堰村发掘了道河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斧、锛、铲、矛、凿，出土陶器有盘口平底缸、大圈足盘、扁平足鼎、平唇罐等。澧县道河遗址是澧水流域发现的第一个长江中游龙山文化遗址。慈利县苗市镇洞湾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钵、鼎等陶器，属于龙山文化遗址。
（三）夏商遗址
随着夏朝建立，夏以前的部落联盟跟着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民族。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青铜时代”。夏禹建立奴隶制的夏朝后，分中国为“九州”，据《尚书·禹贡》载：武陵地区隶属“荆州”，《史记·夏本纪》亦载：“荆及衡阳维荆州。”商代，武陵地区仍属“荆州”。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及所奉祖先不同的苗、濮、巴、楚、越等古代民族，留下了各有特色的珍贵文物。夏商时代考古文化在武陵地区时有发现，为土著人所铸造。长阳县渔峡口镇香炉石遗址第七层年代为4090±100年，相当于夏代，陶器的组合是罐、釜、钵、豆、瓮等。宜昌市中堡岛出土了夏商时代的文化遗物。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龚家坟山遗址出土的陶罐腹部刻了一周蚕纹，尖足陶鬲与楚文化有显著区别，是一种属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类型。商朝建立初年，由于商王成汤征伐，武陵地区“三苗”、“荆蛮”、濮人、巴人、越人等古代民族和方国归附了商朝。商代中期，青铜冶铸技术传到了武陵地区，石门县皂市遗址商代地层中出土了铜镞、鱼钩、锥、凿等铜器和铜炉、铜渣等冶铜遗物，还发现了铸造铜斧、铜锛的石范2件，证明武陵地区已经进入“铜器时代”。永顺县不二门商周遗址形态共有20多处，出土铜器有剑、斧、凿、钺、镞、鱼标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锤、石球、石针等。陶器有鼎、鬲、罐、钵、豆等。不二门类型文化遗址还有永顺县杨公桥遗址、保靖县喜鹊溪遗址、桑植县楠木岗遗址、永定区三兜丘遗址、慈利县桥头遗址、新晃县朱木山遗址、龙山县刘家堡遗址等20多处。不二门文化类型的主人是濮人。此外，武陵地区津市市、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桃源县等县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遍及各地，已达数百处。澧县澧东乡斑竹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鼎、甑、鬲、缸等陶器与石门皂市商代遗址有承袭关系。龙山县里耶商代遗址出土的鼎、缸、豆等陶器与石门皂市商代遗址遗物相似。永顺县艾坪乡宝塔村摩岩石刻商代文化遗址出土了鼎、钵、鬲、网坠等陶器。保靖县拔茅乡东洛村瓦场商代文化遗址出土了杯、碟、盆、缸等陶器。辰溪县下湾商周遗址发现了陶窑2座，是制陶技术的重要发现。慈利县零阳镇北岗村商代遗址出土了釜、罐、盆等陶器。鹤峰县刘家河商周遗址出土了鼎、豆、罐、钵等陶器。长阳县香炉石早期巴人墓葬出土了早商的卜骨和陶釜、陶罐、陶钵、陶杯等。秭归县朝天嘴夏商遗址中出土了平底器缸和圈足器灯形器等陶器。
五、武陵地区的建置沿革
战国时期，武陵地区开始纳入楚国版图，第一个行政区域是楚黔中郡。黔中之名始见于《战国策》：“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杨宽在《战国史》中说：楚黔中郡“因黔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设置经过：楚威王时设郡。”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说：“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史学专家认定秦代黔中郡郡址是沅陵县太常乡窑头古城。该城坐南朝北，南城墙保存完好，其次是西城墙。古城南城壕和西城豪系在沟中挖成，城壕底部发现较多的战国陶片和绳纹瓦片，可辨器形有战国晚期的豆和绳纹罐等。经大规模钻探和局部发掘，确认环城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长230米，城址总面积约为67000平方米。
西汉建立以后，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刺史部，“武陵”这个名词便在历史上长期使用。何谓“武陵”？《后汉书·先贤传》载：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潘京答道：“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东移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左〕传》曰：‘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武陵郡设置时间，《水经注·沅水》载：“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黔中城，（辰州）府西二十二里，《括地志》秦黔中郡治此。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移理义陵，今溆浦县也。”武陵郡郡治设在义陵县，在今湖南省溆浦县。西汉时，武陵郡又称“义陵郡”。清《光绪湖南通志》载：“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取楚巫、黔及江南地置黔中郡。汉高祖二年改为义陵郡。”〔4〕其来历因晋代常林《义陵记》云：“项羽弑义帝（楚怀王孙心）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5〕《史记·高祖本纪》又载：“（汉高祖二年），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可见，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已经设置武陵郡。西汉武陵郡所辖区域与秦代黔中郡略同，共辖13个县。《汉书·地理志》详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渐水东入沅。孱陵，莽曰孱陆。临沅，莽曰监元。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酉阳、义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阳、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6〕清代《湖南通志》又云：武陵郡含“今湖南之常德、澧州、辰州、靖州、永顺，贵州省之铜仁、镇远、黎平、思州（今岑巩县）、思南、石阡、都匀〔等府〕，四川之酉阳〔州〕，湖北之宣恩、来凤、长阳、长乐（今五峰县）、公安各县地，治义陵，今溆浦县地。”西汉武陵郡辖今湘西北、鄂西南、渝东南及黔东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各县辖区如下：
（一）索县：县治在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含今汉寿县、鼎城区东北部和沅江市。明代《常德府志》载：“汉寿城本名索县城，汉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更名为汉寿”。
（二）孱陵县：县治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含今安乡县、津市市、澧县一部分、南县、华容县、岳阳县及湖北省公安县。
（三）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城区东部，含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分和桃源县地。《水经注》卷三十七载：“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旧唐书·地理三》载：“武陵，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龙山县里耶秦简说：“出驽臂三，输临沅”。
（四）沅陵县：治在今沅陵县，含今沅陵县、泸溪县、吉首市及永顺县、麻阳苗族自治县一部分。清代《同治沅陵县志》记载：“汉高帝五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治义陵，领县十三，始置沅陵县。”
（五）镡成县：治在靖州县，含今洪江市、洪江管理区、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绥宁县一部分和贵州省天柱县、黎平县。
（六）无阳县：治在芷江县，含今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鹤城区及贵州省万山特区、玉屏侗族自治县、岑巩县、三穗县、镇远县、施秉县。清代《乾隆芷江县志》记载：“汉高帝置武陵郡，领县十三。其一曰无阳，即今县治所由基也。”
（七）迁陵县：治在今保靖县龙溪乡四方城，含今保靖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同治保靖县志》记载：“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始置迁陵县隶之。”龙山县里耶秦简说：“迁陵以邮行洞庭。”
（八）辰阳县：治在今辰溪县，含今辰溪县、凤凰县、花垣县、鹤城区、中方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石阡县。
（九）酉阳县：治在今永顺县王村镇，该镇已经发掘西汉墓葬11座。西汉酉阳县含今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及贵州省德江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载：“酉阳，高帝置，今永顺、龙山、古丈等县地。”《明史·四川土司》载：“酉阳，汉武陵郡酉阳县地，宋为酉阳州。”据《旧唐书·地理三》载：“彭水，汉酉阳县，属武陵郡……务川，〔思〕州所治，汉酉阳县，属武陵郡。”
（十）义陵县：今溆浦县。
（十一）佷山县：治在长阳县武落钟离山麓都镇湾镇，含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及鹤峰县一部分。
（十二）零阳县：治在今慈利县零阳镇，含今慈利县、永定区、石门县、临澧县和澧县一部分。《旧唐书·地理三》载：“慈利，本汉零阳县，隋改零阳为慈利县。麟德元年，省崇义〔县〕并入。”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记载：“汉高祖已亥，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置零阳县、充县……零阳城在〔慈利〕邑东三里，即古之零阳县也，今有城址。”
（十三）充县：县治在今永定区城古人堤，含今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慈利县西北部、鹤峰县南部、来凤县、宣恩县（东门关以南）、咸丰县一部分。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把王莽更易的郡、县名称恢复为原名。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武陵郡，秦昭〔襄〕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洛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临沅；汉寿，故索，阳嘉三年（134年）更名，刺史治；孱陵；零阳；充；沅陵，先有壶头；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作唐。” 〔7〕东汉武陵郡辖境与西汉武陵郡基本相同，管辖12县。变更了西汉的无阳、义陵、佷山3县；新置了作唐、沅南2县；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分孱陵县地新置作唐县。作唐县治在今安乡县安全乡，辖今安乡县、津市市和澧县一部分。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沅南县治在今桃源县兴隆街乡，辖今桃源县南部。改索县为汉寿县，辖今汉寿县和鼎城区东北部。东汉时期，荆州刺史部辖武陵郡，治所设在汉寿县；武陵郡治所迁至临沅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东汉末期，朝廷始将州刺史改为州牧，“州”遂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这样，秦汉时期的郡、县二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武陵郡辖于荆州。东汉末年，荆州为州牧刘表割据。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武陵、长沙等四郡。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孙吴大将吕蒙率军夺得荆州。此后，武陵郡长期属吴，直到280年吴亡归晋。吴国统治时期，荆州治所迁到今湖北江陵；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县，共辖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成、酉阳和舞阳等沅水流域11县。
晋代，沅水流域仍设武陵郡，据《晋书·地理志》载：“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镡成，沅南，迁陵，舞阳。”〔8〕武陵郡治仍设临沅县，改东吴时期吴寿县为汉寿县。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分别设置武陵郡，由原隶属荆州改隶郢州（州治在今武汉市）。陈时，割武陵郡的沅水中上游新置沅陵郡，沅水下游仍为武陵郡辖区。
隋朝统一中国后，改行州（郡）、县二级制。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改武陵郡为“朗州”。但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把朗州更名为武陵郡。隋还把临沅县、沅南县及汉寿县合并为“武陵县”，为“武陵县”建县之始。隋代，武陵郡治设在武陵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
李渊建立唐朝后，逐步削平群雄。武德四年（621年），唐将李靖统领水陆大军征服萧铣政权，武陵郡归属唐朝版图。唐太宗按照地理形势把全国划分为10个道，唐玄宗时增加为15个道。武陵郡初属“山南道”，后属“江南西道”，玄宗天宝年间又改属“山南东道”。据《旧唐书》载：“朗州下，隋武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朗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朗州。天宝初，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二……武陵……龙阳。”〔9〕清代《光绪湖南通志》亦载：“隋罢〔武陵〕郡，改沅州为朗州，治武陵县；大业初，改武陵郡。唐复为朗州，天宝初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初复为朗州。”〔10〕
可见，历史上的武陵郡始设于汉代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废止于唐代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长达960多年。此后，宋代鼎州、元代常德路、明清时期常德府、建国以后的常德地区、常德市与唐代天宝年间武陵郡辖区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黄柏权《论武陵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四期。
〔2〕臧励和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
馆，1982年重印。
〔3〕《辞海·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
〔4〕清代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地理志四》。
〔5〕引自《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
〔6〕西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7〕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郡国志四》。
〔8〕唐代房玄龄撰《晋书·地理志第五》。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
〔10〕清代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地理志四》。
（作者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张家界市国学教育研究会 副会长）
[关键词]武陵地区 武陵文化 八大系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文化研究热”。《辞海》把“文化”这个概念界定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文化”并非汉族单独创造，而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自古以来，中国境内一直有人居住并在各地创造了“区域文化”，包括巴楚文化、巴渝文化、湖湘文化和“武陵文化”等。武陵文化是武陵地区旅游产业的共同品牌，系统研究武陵文化对促进武陵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旅游文化繁荣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武陵文化的基本概念
“武陵文化”是指世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这一地区文化现象按照全国政协民宗委组织的“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协作区”座谈会形成的共识，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点：
一、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与社会和谐发展研究》成果之一（06BMZ028）。
作者简介：戴楚洲（1963年— ），男，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毕业于常德师院。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吉首大学特聘研究员、湖北民族学院兼职研究员、三峡大学兼职教授，从事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
一、是山同脉：这一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北有长江以北的巫山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靠雪峰山脉，东临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
二、是水同源：这一地区的主要水系是沅水、澧水、清江、乌江四大水系，均发源于武陵山脉。
三、是民同俗：这一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共计120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3000多万人的40%。民风民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四是经济同类。这里环境相对封闭，生产方式相对原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是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五是文化同质。按照民族学专家张正明的说法，这一带是中国一条独特的“文化沉积带”。因此，二十世纪末，曾有不少人借海南建省和重庆设市之机，呼吁建立“三峡省”或者“武陵省”，以便更好地发展武陵地区经济和文化。
二、武陵文化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经济的先导，是旅游的灵魂。打造“武陵山旅游圈”必须开发利用武陵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武陵地区各族祖先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颇有特色的武陵文化，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名胜文化“八大系列”。武陵文化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名胜文化资源，既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一是以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苗文化、越文化和汉文化为源头的“历史文化”。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湖北省长阳县发现的人类上颌骨和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湖南省石门县发现的人类左腿股骨和下颌骨距今约3万年。武陵地区已经发现虎爪山遗址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苗人、越人、汉人等多民族聚居区，致使武陵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时空叠合”特点。秦汉三国两晋时期，武陵地区隶属黔中郡、武陵郡管辖。南北朝时期，千古名篇《桃花源记》的问世和武陵仙境“桃花源”的初创标志“武陵文化”形成。唐宋元明清时期，“武陵文化”逐步发展。历代祖先留下了许多文物古迹和诗词曲赋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是以土家、苗族和侗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创造了奇特的民族语言、丰富的民间文学、独特的民间艺术、浓郁的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民族体育。不仅有溪州铜柱、老司城遗址、马田鼓楼、芋头侗寨、大水井古建筑群、贺龙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等4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有桑植民歌、民间故事、梯玛歌、薅草锣鼓歌、土家族打镏子、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撒儿嗬、苗族鼓舞、土家族毛古斯、傩愿戏、花灯戏、目连戏、恩施扬琴、南曲、挑花、土家织锦、蓝印花布、苗族服饰、苗族银饰、白族扎染等6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以民间信仰和儒道释融为一体为特征的“宗教文化”。武陵地区各族群众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道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道观有真源观、桃川宫、五雷山道观、天后宫、景星观、紫霞观、高贞观、太和观、朝天观、祖师殿和白衣观等。佛教传入武陵地区始于西晋，著名佛寺有香积寺、药山寺、钦山寺、大同寺、洛浦寺、乾明寺、大兴寺、玉泉寺、黄陵庙、石墨寺、太平山寺、天门山寺、普光寺、兴国寺、宝峰寺、观音庙、夹山寺、龙兴寺、仙佛寺、天庆寺和香山寺等。
四是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袁任远、廖汉生为首创造的“红色文化”。1928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到达桑植，创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2日，桑植起义爆发，3000多名起义军夺取了桑植县城，随即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和中华苏维埃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在湘鄂边区举起了第一面土地革命大旗，拉开了工农武装割据序幕。7月，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贺龙率兵攻占鹤峰县城以后，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初步形成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省公安县会师后，组建了红二军团。1931年，成立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向永顺、龙山、大庸、桑植等地挺进。1934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占大庸县城。11月26日，遵照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县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贺龙为司令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和以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至1935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红军将士创作的苏区歌舞至今仍在武陵老区流行。贺龙、周逸群、袁任远、廖汉生等红军将士的故事至今仍在武陵地区流传。张家界至桑植至永顺至吉首至铜仁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贺龙故居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五是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服饰为标识的“服饰文化”。土家老年男子穿满襟衣，头裹青布巾；中青年男子穿排扣对襟衣，裤脚缀梅花条。土家老年妇女头包青布帕，身穿矮领滚花边满襟衣；中年妇女穿右开襟矮领衣，套绣花围裙，裤脚用色布缀3条梅花边，穿绣花鞋；土家姑娘穿外托肩上衣，裤子绣五色花，戴瓜子耳环和银手圈。苗族男子头包布帕，大如斗笠；穿对襟衣，裤短而大。女子用花格帕包头，层层缠绕；穿无领大袖满襟衣，胸前绣花；下着短而大的宽脚裤，边缘滚花边；喜戴银饰和项圈。侗族老人穿无领右衽衣，着宽长裤，系束腰带。妇女穿无领右衽带子衣，下着百褶裙，袖口、裤脚镶花边，系绣花胸围，插银簪，包花帕。白族男子包白头巾，穿白色对襟衣，套黑马褂。女子戴“风花雪月”帽，穿白色大襟衣，套黑丝绒短褂，系绣花飘带。
六是以湘西北“湘菜”和渝东南“川菜”为特色的“饮食文化”。湘菜由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风味组成。洞庭湖畔常德市的名菜有蒜香黄鱼、红烧甲鱼、冬笋野鸡和冰糖湘莲等。以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为中心的湘西山区菜系以烹制山珍野味见长，名菜有土家酸鮓肉、腊味合蒸、炖腊野鸡、麻辣竹鸡、油炸蜂蛹、砂锅狗肉、板栗炖鸭肉、泥鳅钻豆腐和岩耳炖土鸡等。渝东南黔江、酉阳等5个区（县）原属四川省辖地，这些地方的土家、苗族人民至今擅做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牛肉、棒棒鸡丝、毛肚火锅、干烧鱼、麻婆豆腐、锅巴肉片和香酥排骨等川味菜肴。川菜发源于巴蜀，调味以麻辣著称。
七是以转角楼、吊脚楼、鼓楼和“三房一照壁”为标志的“建筑文化”。土家族建筑是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如永顺县王村镇、龙山县里耶镇、慈利县江垭镇、慈利县溪口镇、永定区王家坪镇、桑植县两河口乡、桑植县苦竹寨、利川市鱼木寨、恩施市崔家坝镇、石柱县西沱镇、酉阳县龚滩镇、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思南县思唐古建筑群。苗族建筑是吊脚楼，如吉首市德夯、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和松桃县寨英村古建筑群。侗族建筑“三宝”是鼓楼、凉亭、风雨桥，知名鼓楼有横岭鼓楼、阳烂鼓楼等。张家界市白族民居建筑以“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家庭院落为代表，造型为青瓦“人”字屋顶。
八是以“大武陵旅游金三角”长江三峡、张家界、梵净山为龙头的“名胜文化”。武陵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齐全。既有武陵源、桃花源、黄龙洞、宝峰湖、茅岩河、九天洞、天门山、江垭温泉度假村、万福温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三峡人家风景区、车溪民俗风景区、神农溪、柴埠溪、小南海等20多处5A、4A级旅游景区，又有长江三峡、武陵源、桃花源、猛洞河、德夯5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还有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三、武陵文化的提出目的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以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涵盖最广，包括《徽州文化》、《岭南文化》、《黔贵文化》等24本著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丛书主编遗忘了历史上早已形成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武陵文化”。有鉴于此，湖北民族学院黄柏权教授首次提出“武陵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广西民族研究》发表了第一篇专题研讨武陵文化的学术论文《论武陵文化》。该文就武陵文化的区域定位、文化属性、生成机制、文化特征等方面作了探索性研究。[1]为了深入研究武陵文化，我们班门弄斧，首次推出系统研究武陵文化的学术著作《中国武陵文化研究》一书，试图阐述“武陵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追溯武陵文化的起源，论述武陵文化的发展，阐述武陵文化的现状，探讨武陵文化的利用。以期抛砖引玉，弥补学术界地域文化研究之不足，从而达到繁荣武陵文化、发展武陵经济的目的。
提出一种地域文化必须考察它存在的时间，必须界定地域范围。“武陵文化”是起源于武陵地区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既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其名称来历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历史沿革看，武陵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已有“武陵”一词。汉朝初年设置武陵郡后，“武陵”一词成为行政区划名称。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2]《辞海·地理分册》对武陵郡管辖范围作了界定。“武陵，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被称为‘武陵蛮’”。由此可知，武陵郡始于汉代，废于唐代。从汉代设置武陵郡起，武陵地区一直是完整而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其次，从自然地理看，“武陵”一词源于武陵山脉，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武陵山脉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重要山脉，是中国自然区划由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向第三阶梯东南丘陵过渡地区。《辞海》说：“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2494米）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富林、矿资源。”[3]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又名武陵山）止，通称武陵山脉”。从现在的中国地形图看，武陵山发脉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从西南向东北行，穿过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到长江北为荆山；南支经湘西北，余脉延至洞庭湖西。武陵山脉及其西北作为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都是地质史上“燕山运动”造成的。可见，武陵地区地域范围为：湖南省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重庆市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区（县），贵州省铜仁地区等地。宜昌市自古以来就是巴人、楚人活动地区，不仅包括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而且包括世界闻名的长江三峡部分景点。根据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化研究和旅游研究的需要，我们适当扩大地域，把宜昌市各区（县）纳入武陵地区研究范围。再次，从现实状况看，学术界、旅游界和政界、商界已把“武陵地区”作为一个自然地理实体，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自然地理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区域经济的同类性把武陵地区划为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此后多年，武陵地区多次召开湘鄂渝黔四省武陵地区县（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会议、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民委民族工作协作会议和旅游局构建“大武陵旅游圈”研讨会议。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会同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政协从2004年至2007年、连续4年共同举办了4次“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04年，国家民委在黔江区主持了武陵民族文化论坛，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政府、民委、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资源的共同开发，共同利用。在学术研究方面，为了促进这一地区发展，湖北民族学院出版了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丛书。余中佑提出了加强武陵山区区域合作的建议，黄柏权提出了湘鄂渝黔边区全面合作的工作思路，张良皋提出了构建“大武陵旅游文化圈”的构想，张英提出了构建湘鄂渝黔旅游协作区的旅游开发战略。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不仅为地方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而且为形成共识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武陵”是个历史悠久的历史地理概念，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武陵地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主线，以土家、苗族、侗族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个省(市)毗邻地区，共有7个市（州）、70个区（县），土地总面积为15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000多万人，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仡佬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总计1200多万人(武陵地区共有土家族770多万人、苗族300多万人、侗族130多万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的40%，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名胜文化和经济社会等方面有其共同特点。
四、武陵文化的远古积淀
“武陵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武陵地区是中国人类起源地之一，武陵地区各族远古祖先创造了原始文化。1956年，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钟家湾村龙骨洞发现一件人类上颌骨连同两枚牙齿和一枚人类前臼牙齿化石。距今约20万年，属于“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是武陵地区首次发现的远古人类资料，它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1993年，石门县阳泉乡邢家桥村燕耳洞发现了距今约3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有人类左腿股骨一段、下颌骨一块、牙齿三颗，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石门人”。石门县燕耳洞人类化石是湖南省唯一的远古人类化石点，对研究武陵地区人类起源及其进化有着重要价值。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以各种类型的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考古学称之为“石器时代”。武陵地区人类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武陵地区发现的原始人类遗迹遗物是研究武陵地区远古时代土著先民历史文化的实物证据。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
远在旧石器时代，武陵地区早有远古人类活动。武陵地区津市市、安乡县、澧县、临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桑植县、辰溪县、洪江市和新晃县等市（县）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数十处，采集打制石器数百件，时间距今约1万年至20万年不等。1988年，在湖南省津市市窑坡渡乡董家村虎爪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砾石、石珠、石锤、石球、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是湖南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常德市武陵区德山乡樟木桥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处沅水右岸，采集到的石器有砍砸器、石球、石核，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10万年。1988年，在澧县澧南乡栗木村鸡公垱遗址发现了石核、石片、石球、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200多件，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具有独自特点的鸡公垱遗址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91年，泸溪县上堡乡白沙村田溪口发现砍砸器和刮削器等打制石器13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87年，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乡柏树岭村大桥溪发掘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打制石器50多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10万年。1986年，慈利县蒋家坪乡金台村出土了尖状器、砍砸器、盘状器、石片、石核等打制石器108件，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证明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已有远古人类在溇澧两岸繁衍生息。1988年，在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包子堡采集到砍砸器、石斧和石片等打制石器，为距今3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芷江县小河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砍砸器、石锤、石核、石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1至5万年。1995年，恩施市凤凰山发现2件砍砸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文化遗物。1985年，黔江县正阳乡红土湾老屋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石斧等打制石器800多件，距今1万多年，是渝东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发现。1987年，保靖县拔茅乡东洛村出土1件刮削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澧县乌鸦山出土了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手斧等石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万年。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
武陵地区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百处，发展序列分为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五大发展阶段。
1、彭头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前期，湖南有彭头山文化，湖北有城背溪文化。1988年，澧县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距今约8250——9100年，是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考古学界定名为“彭头山文化”。出土了锛、凿、珠、管和石斧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罐、钵、盆、碗、碟、釜、盘等陶器。陶片中掺和有大量稻谷壳痕迹，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文化”发源地。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八十垱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有土筑围墙的村落遗迹，是中国南部最早的环壕遗址。出土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器物有罐、盘、钵、三足器等。特别重要的是仅数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稻谷1.5万粒以上，数量超过国内已经发现的稻谷总和。这些特征与彭头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相似，距今约8000年。宜昌市宜都“城背溪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圜底器为主，距今7400多年。1964年，石门县皂市镇石坪村发掘到商代中期文化遗址。1979年，在该遗址下层又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了石斧、石锛、石凿、石片、石核、网坠、砺石、盘状器和刮削器等磨制精细的石器；发现了陶钵、陶罐、陶豆、陶盘、陶釜、陶饼等泥质夹砂红陶。距今约7200——7900年，这是武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被考古学界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
2、高庙文化：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6800至7500年。在高庙文化遗址中，第一次以陶器图案为载体向人们显示出来。器物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器形有斜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圜底钵，有少量碗类器。不仅有由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纹样，而且有由篦点组成的凤鸟纹、太阳纹和神徽图像。目前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址有辰溪县征溪口、吉首市河溪和花垣县茶峒等处。
3、大溪文化：湖北有桅杆坪、中堡岛等遗址，湖南有三元宫、城头山、丁家岗、划城岗、皂市等遗址。1970年，湖北省长阳县桅杆坪发现打制石器5件、磨制石器5件，文化类型属于大溪文化。1987年，长阳县西寺坪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斧、铲等石器和釜、碗等陶器。1974年，澧县梦溪乡三元村发掘了三元宫属于大溪文化的遗址。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砺石等，陶器有碗、锅、钵、盆、瓶、鼎、平底罐、陶纺轮等。1979年，澧县涔南乡东田村试掘的丁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属于大溪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石器有磨制石斧和打击石片，出土的陶器有釜、碗、钵、罐、盘、盆等。1991年至1996年，对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占地18.7公顷，是长江流域“城镇文化”遗存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址，具备我国早期城址内涵丰富的古城布局，从而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第一古城”。这里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仍然保存完好的古稻田遗址，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址，反映澧水流域6000年前已经进入稻作农业经济阶段。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乡县划城岗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长颈壶、直壁瓶、腹部压印弦纹鼎。泸溪县浦市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镰等石器和盆、钵、釜、盘、罐等陶器。麻阳县火车站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锄、石锤、石凿等石器和釜、罐、盆等陶器。张家界市城区古人堤出土过石锛、刮削器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距今约7000年。古人堤遗址还出土了陶罐、陶盆等陶器，铁镰、铁刀等铁器，铜刀、铜钱等铜器以及银珠等文物。慈利县苗市镇小沙村屋场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石斧和陶片，属于大溪文化遗址。湖北省宜昌市中堡岛和宜都市红花套也是属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4、屈家岭文化：1979年，安乡县安障乡沙湖口村发掘了划城岗遗址。该遗址第三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锛、石凿等；陶器有罐、瓮、盆、碗、鼎等。澧县宋家台遗址发掘了属于屈家岭文化的红烧土房基面和数十座同期墓葬，随葬品有石凿、陶、鼎、罐、杯、甑、碗等。怀化市新建乡高坎垅遗址出土了石斧、石刀、和石铲等石器，出土了釜、钵、曲腹杯、圈足碗、壶等陶器，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址。高坎垅是“三苗”进入武陵地区的先声，其出土的陶塑狗头是苗族盘瓠图腾的最早形态。武陵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具有濮人的一些文化因素。慈利县溪口镇璞榔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钵、杯等陶片，亦属屈家岭文化遗址。
5、龙山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分布在武陵地区及其南部，距今4000年至5000年。1980年，泸溪县浦市镇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层出土了石斧、石刀、石凿等石器；陶器有钵、罐、缸和盆等，属于龙山文化遗址，与古代濮人的原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靖州县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圈足器和圜底体居多，是土著文化遗存。麻阳县步云坪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圈足器、釜形器、三足器、高足杯和罐等。临澧县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40多处，出土了斧、锛、凿等石器和长颈壶、绳纹罐、圈足盘等陶器。1981年，澧县道河乡高堰村发掘了道河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斧、锛、铲、矛、凿，出土陶器有盘口平底缸、大圈足盘、扁平足鼎、平唇罐等。澧县道河遗址是澧水流域发现的第一个长江中游龙山文化遗址。慈利县苗市镇洞湾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钵、鼎等陶器，属于龙山文化遗址。
（三）夏商遗址
随着夏朝建立，夏以前的部落联盟跟着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民族。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各族先民共同创造了“青铜时代”。夏禹建立奴隶制的夏朝后，分中国为“九州”，据《尚书·禹贡》载：武陵地区隶属“荆州”，《史记·夏本纪》亦载：“荆及衡阳维荆州。”商代，武陵地区仍属“荆州”。夏商周三代，武陵地区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及所奉祖先不同的苗、濮、巴、楚、越等古代民族，留下了各有特色的珍贵文物。夏商时代考古文化在武陵地区时有发现，为土著人所铸造。长阳县渔峡口镇香炉石遗址第七层年代为4090±100年，相当于夏代，陶器的组合是罐、釜、钵、豆、瓮等。宜昌市中堡岛出土了夏商时代的文化遗物。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龚家坟山遗址出土的陶罐腹部刻了一周蚕纹，尖足陶鬲与楚文化有显著区别，是一种属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类型。商朝建立初年，由于商王成汤征伐，武陵地区“三苗”、“荆蛮”、濮人、巴人、越人等古代民族和方国归附了商朝。商代中期，青铜冶铸技术传到了武陵地区，石门县皂市遗址商代地层中出土了铜镞、鱼钩、锥、凿等铜器和铜炉、铜渣等冶铜遗物，还发现了铸造铜斧、铜锛的石范2件，证明武陵地区已经进入“铜器时代”。永顺县不二门商周遗址形态共有20多处，出土铜器有剑、斧、凿、钺、镞、鱼标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锤、石球、石针等。陶器有鼎、鬲、罐、钵、豆等。不二门类型文化遗址还有永顺县杨公桥遗址、保靖县喜鹊溪遗址、桑植县楠木岗遗址、永定区三兜丘遗址、慈利县桥头遗址、新晃县朱木山遗址、龙山县刘家堡遗址等20多处。不二门文化类型的主人是濮人。此外，武陵地区津市市、澧县、石门县、慈利县、桃源县等县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遍及各地，已达数百处。澧县澧东乡斑竹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鼎、甑、鬲、缸等陶器与石门皂市商代遗址有承袭关系。龙山县里耶商代遗址出土的鼎、缸、豆等陶器与石门皂市商代遗址遗物相似。永顺县艾坪乡宝塔村摩岩石刻商代文化遗址出土了鼎、钵、鬲、网坠等陶器。保靖县拔茅乡东洛村瓦场商代文化遗址出土了杯、碟、盆、缸等陶器。辰溪县下湾商周遗址发现了陶窑2座，是制陶技术的重要发现。慈利县零阳镇北岗村商代遗址出土了釜、罐、盆等陶器。鹤峰县刘家河商周遗址出土了鼎、豆、罐、钵等陶器。长阳县香炉石早期巴人墓葬出土了早商的卜骨和陶釜、陶罐、陶钵、陶杯等。秭归县朝天嘴夏商遗址中出土了平底器缸和圈足器灯形器等陶器。
五、武陵地区的建置沿革
战国时期，武陵地区开始纳入楚国版图，第一个行政区域是楚黔中郡。黔中之名始见于《战国策》：“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杨宽在《战国史》中说：楚黔中郡“因黔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设置经过：楚威王时设郡。”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说：“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史学专家认定秦代黔中郡郡址是沅陵县太常乡窑头古城。该城坐南朝北，南城墙保存完好，其次是西城墙。古城南城壕和西城豪系在沟中挖成，城壕底部发现较多的战国陶片和绳纹瓦片，可辨器形有战国晚期的豆和绳纹罐等。经大规模钻探和局部发掘，确认环城东、西、南三面的护城河长230米，城址总面积约为67000平方米。
西汉建立以后，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刺史部，“武陵”这个名词便在历史上长期使用。何谓“武陵”？《后汉书·先贤传》载：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潘京答道：“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东移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左〕传》曰：‘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武陵郡设置时间，《水经注·沅水》载：“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黔中城，（辰州）府西二十二里，《括地志》秦黔中郡治此。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移理义陵，今溆浦县也。”武陵郡郡治设在义陵县，在今湖南省溆浦县。西汉时，武陵郡又称“义陵郡”。清《光绪湖南通志》载：“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取楚巫、黔及江南地置黔中郡。汉高祖二年改为义陵郡。”〔4〕其来历因晋代常林《义陵记》云：“项羽弑义帝（楚怀王孙心）于郴，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郡。”〔5〕《史记·高祖本纪》又载：“（汉高祖二年），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可见，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已经设置武陵郡。西汉武陵郡所辖区域与秦代黔中郡略同，共辖13个县。《汉书·地理志》详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渐水东入沅。孱陵，莽曰孱陆。临沅，莽曰监元。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酉阳、义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阳、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6〕清代《湖南通志》又云：武陵郡含“今湖南之常德、澧州、辰州、靖州、永顺，贵州省之铜仁、镇远、黎平、思州（今岑巩县）、思南、石阡、都匀〔等府〕，四川之酉阳〔州〕，湖北之宣恩、来凤、长阳、长乐（今五峰县）、公安各县地，治义陵，今溆浦县地。”西汉武陵郡辖今湘西北、鄂西南、渝东南及黔东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各县辖区如下：
（一）索县：县治在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含今汉寿县、鼎城区东北部和沅江市。明代《常德府志》载：“汉寿城本名索县城，汉顺帝阳嘉三年（134年）更名为汉寿”。
（二）孱陵县：县治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含今安乡县、津市市、澧县一部分、南县、华容县、岳阳县及湖北省公安县。
（三）临沅县：治在今常德市城区东部，含今武陵区、鼎城区大部分和桃源县地。《水经注》卷三十七载：“沅水又东迳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旧唐书·地理三》载：“武陵，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龙山县里耶秦简说：“出驽臂三，输临沅”。
（四）沅陵县：治在今沅陵县，含今沅陵县、泸溪县、吉首市及永顺县、麻阳苗族自治县一部分。清代《同治沅陵县志》记载：“汉高帝五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治义陵，领县十三，始置沅陵县。”
（五）镡成县：治在靖州县，含今洪江市、洪江管理区、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绥宁县一部分和贵州省天柱县、黎平县。
（六）无阳县：治在芷江县，含今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鹤城区及贵州省万山特区、玉屏侗族自治县、岑巩县、三穗县、镇远县、施秉县。清代《乾隆芷江县志》记载：“汉高帝置武陵郡，领县十三。其一曰无阳，即今县治所由基也。”
（七）迁陵县：治在今保靖县龙溪乡四方城，含今保靖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同治保靖县志》记载：“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始置迁陵县隶之。”龙山县里耶秦简说：“迁陵以邮行洞庭。”
（八）辰阳县：治在今辰溪县，含今辰溪县、凤凰县、花垣县、鹤城区、中方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石阡县。
（九）酉阳县：治在今永顺县王村镇，该镇已经发掘西汉墓葬11座。西汉酉阳县含今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及贵州省德江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各一部分。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载：“酉阳，高帝置，今永顺、龙山、古丈等县地。”《明史·四川土司》载：“酉阳，汉武陵郡酉阳县地，宋为酉阳州。”据《旧唐书·地理三》载：“彭水，汉酉阳县，属武陵郡……务川，〔思〕州所治，汉酉阳县，属武陵郡。”
（十）义陵县：今溆浦县。
（十一）佷山县：治在长阳县武落钟离山麓都镇湾镇，含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及鹤峰县一部分。
（十二）零阳县：治在今慈利县零阳镇，含今慈利县、永定区、石门县、临澧县和澧县一部分。《旧唐书·地理三》载：“慈利，本汉零阳县，隋改零阳为慈利县。麟德元年，省崇义〔县〕并入。”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记载：“汉高祖已亥，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置零阳县、充县……零阳城在〔慈利〕邑东三里，即古之零阳县也，今有城址。”
（十三）充县：县治在今永定区城古人堤，含今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慈利县西北部、鹤峰县南部、来凤县、宣恩县（东门关以南）、咸丰县一部分。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把王莽更易的郡、县名称恢复为原名。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武陵郡，秦昭〔襄〕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洛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临沅；汉寿，故索，阳嘉三年（134年）更名，刺史治；孱陵；零阳；充；沅陵，先有壶头；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作唐。” 〔7〕东汉武陵郡辖境与西汉武陵郡基本相同，管辖12县。变更了西汉的无阳、义陵、佷山3县；新置了作唐、沅南2县；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分孱陵县地新置作唐县。作唐县治在今安乡县安全乡，辖今安乡县、津市市和澧县一部分。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沅南县治在今桃源县兴隆街乡，辖今桃源县南部。改索县为汉寿县，辖今汉寿县和鼎城区东北部。东汉时期，荆州刺史部辖武陵郡，治所设在汉寿县；武陵郡治所迁至临沅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东汉末期，朝廷始将州刺史改为州牧，“州”遂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这样，秦汉时期的郡、县二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武陵郡辖于荆州。东汉末年，荆州为州牧刘表割据。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武陵、长沙等四郡。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孙吴大将吕蒙率军夺得荆州。此后，武陵郡长期属吴，直到280年吴亡归晋。吴国统治时期，荆州治所迁到今湖北江陵；武陵郡治所仍在临沅县，共辖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镡成、酉阳和舞阳等沅水流域11县。
晋代，沅水流域仍设武陵郡，据《晋书·地理志》载：“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镡成，沅南，迁陵，舞阳。”〔8〕武陵郡治仍设临沅县，改东吴时期吴寿县为汉寿县。南北朝时，宋、齐、梁、陈分别设置武陵郡，由原隶属荆州改隶郢州（州治在今武汉市）。陈时，割武陵郡的沅水中上游新置沅陵郡，沅水下游仍为武陵郡辖区。
隋朝统一中国后，改行州（郡）、县二级制。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改武陵郡为“朗州”。但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把朗州更名为武陵郡。隋还把临沅县、沅南县及汉寿县合并为“武陵县”，为“武陵县”建县之始。隋代，武陵郡治设在武陵县，在今常德市市城区。
李渊建立唐朝后，逐步削平群雄。武德四年（621年），唐将李靖统领水陆大军征服萧铣政权，武陵郡归属唐朝版图。唐太宗按照地理形势把全国划分为10个道，唐玄宗时增加为15个道。武陵郡初属“山南道”，后属“江南西道”，玄宗天宝年间又改属“山南东道”。据《旧唐书》载：“朗州下，隋武陵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朗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武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朗州。天宝初，割属山南东道，旧领县二……武陵……龙阳。”〔9〕清代《光绪湖南通志》亦载：“隋罢〔武陵〕郡，改沅州为朗州，治武陵县；大业初，改武陵郡。唐复为朗州，天宝初又改〔为〕武陵郡，乾元初复为朗州。”〔10〕
可见，历史上的武陵郡始设于汉代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废止于唐代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长达960多年。此后，宋代鼎州、元代常德路、明清时期常德府、建国以后的常德地区、常德市与唐代天宝年间武陵郡辖区基本相同。
参考文献：
〔1〕黄柏权《论武陵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四期。
〔2〕臧励和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
馆，1982年重印。
〔3〕《辞海·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
〔4〕清代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地理志四》。
〔5〕引自《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
〔6〕西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7〕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郡国志四》。
〔8〕唐代房玄龄撰《晋书·地理志第五》。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
〔10〕清代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地理志四》。
（作者系：湖南省张家界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张家界市国学教育研究会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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