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方法是改良
时间:2012-12-04 18:47 来源:《新周刊》第383期 作者:何慧丽 点击:次
农村会消失吗？你所担忧的也正是我所担忧的。然而担忧的逻辑不是实践的逻辑，农村社区化运动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不会因为你我的担忧而有所停止；同样，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也不会因为你我的担忧而不停止。
我带着学生到灵宝的村里去走动。学生说：何老师，我们到农村能做什么呀，我们什么农活也不会啊。我说：“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大家带着小红帽，排着整齐的队伍，每天早晨绕村子一周做晨练；每天傍晚时分，再分成小组走村串户，问寒问暖，拉拉家常。第二件，你会不会搞卫生，扫地？会不会帮村里孤寡老人洗洗脚、捶捶背？为身体有疾病的村里人按按摩，做做饭菜？或者，跟着上地的人，参与他的农活劳动，帮着下苹果、翻地、放羊，或者收庄稼？”
我们师生志愿者团队来到村里，就只能先做做这些事。就这些看似极为简单的、平平常常的从自身开始、从小事着手的事情，都会引起村里人的极大反响。他们出于种种考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城里，自己留在村里活着，遇到我们这样的行为，他们会想：这群人为什么会来？咱这村子难道还有城里人羡慕的东西吗？
社会实践上的事，跟写文章不一样。我作为一名新时期的普通的乡村建设或者乡村实践志愿者，已经奔向第10个年头了，真是10年一瞬间啊。我们在村里协助农民做的事情，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有的已经灰飞烟灭了，但有的还在，而且还很好的发展着。你问我是不是担忧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会消失，我怎么会不担忧？新近有则新闻——冯骥才说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青年农民、有能力的农民都进城了，地方政府的主要心思用在抓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上去了，用在征地和招商引资上去了，谁来主导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建设呢？
社区化运动：终会物极必反
城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但很多地方只注重硬件不注重软件，大规模搞房地产建设和以大农为主的规模化生产建设，成为新社区运动。在村旁盖一片社区，把农民搬进去。农民旧有的农家小院，尽管破旧，很多都是祖先留传下来的宅基地，有古树，有故事，有祖传的神灵的龛位，等等。农民闲散惯了，他们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任何强大的力量都难以改变的。比如说，农家院落多是一个存放各种农具、粮食、桔杆，养着鸡、猪、猫、狗等多种家禽家畜的场所，这种院落布局习惯样式很难改变。村庄大多老人也不愿意住进高楼里去，那看上去更像“鸽子窝”一般的水泥盒子，许多老年人不习惯住到城里的子女家里就是证据。假如村庄老头老太太不愿意搬迁，政府和开发商会有什么办法呢？
活生生的例子——在传统的农业大县，即使是县委书记、县长们天天往村里跑去督导，举全县之力树立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若不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出现，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在农村社区化运动之风盛行之时，聪明的基层领导采取策略主义，要么以种种事由行动迟缓，要么在城区建设规划范围内的村庄里搞，一般的、偏远的村庄则不搞。免得劳民伤财，还惹一身不是。不能以广东的农村为经验，因为那里有工厂，经济发达，政府因财政收入多显得也很强大，所以，农村社区化、城镇化的驱动力强一些；至于一般的中西部农村，社区化是很难实行的。这是社区化运动这个现实事物在当前这个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时代，由于GDP增长需要、农业市场化需要、房地产业基于利益需求而下乡的内在机制在广大农村扩张的地域化表现。然而，这种强大的外力趋动若必然地排挤广大小农的参与意愿和生存空间，则必然会遇到村落小农式的各种或消极或积极的逃避和抵制行为，这种张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会出现“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时候，那就是物极必反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会物极必反呢？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商人资本力量浸入到普通村社，必然在矛盾展开的某一阶段，遭遇到“与小农打交道成本太高”的规律性难题。政府和房地产商面对以种种方式逃避或抵制的各类农民群体行为，没辙了，觉得打不起交道了，自觉地或者被迫地回到城里第二、三产业发达的工业化地域，社区化运动就会到了结束的阶段了。也许这阵风刮个三、五年，留下一堆后遗症，然后不了了之。这个时机必然会到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的底色是乡土社会。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民族的主流一直是拼命地疯狂地拥抱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逃离乡土社会。但如果人还相信自己的良知，实事求是一回，当会老实地承认，乡村自有乡村的社会性、公共性和基础性的价值，乡村的价值不是城市能弥补的。你让农村的人到北京溜达一圈，我相信很少人从内心里讲愿意在北京生活。北京房贵车堵，空气不好，人活在烦躁之中。
中国社会的根在乡村。家乡是根之所在，心之归宿。过去，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自我认同。家乡有父母亲人，有发小朋友，有熟悉的故土。然而，各级政府及商资实体，面对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转嫁于弱势群体、土地和环境的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知识分子从上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正缘于百年来的“乡衰”。也正因为这种乡愁，很多知识分子都跑到农村里，希望尽已之力挽救我们的过去。
新农村建设的三种力量及社会参与性力量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导力量——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结合什么样的资源禀赋，如何做中长期计划，提供什么样的政策扶持和引导，都应该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和政府决定。虽然有人抱怨政府做得不够好，认为其政策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上，无暇顾及农民和农村。但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历史纵向地看。政府毕竟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一面，至少2006年农业免税之后，做得好多了。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性力量。新农村建设原本主要是农民的事但农民的精英部分大都进城打工了，主要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很难成为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力量。如果农民缺位或失位，什么样的建设都是不合适的。从逻辑上讲，改变生产方式的才是真正的新农村建设，这就要建立农业组织，特别是以金融合作和土地合作为内容核心的农民组织。若直接实践的话则很有可能行不通。因为现实情况是广大普通农村主要剩下老弱病残，有活力的生产力主体缺乏，中国现在是个货币化的社会，农业并不能产生更多的货币，村庄能人大都用脚投票，到城里打工挣钱去了。在乡村有活力的主体缺位的状况下进行本质性的乡村经济建设，包括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参与性力量，属第三种力量，主要是指各种良性的关注乡村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外来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力量，诸如青年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社会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在内；还有各种NGO组织，各种社会行动者和愿意公平交易的市民组织群体。像记者和学者，都只是社会参与力量。各种社会性力量尽其所能地关注乡村、留守群体和农业，能做多少是多少，只要还算是良性的建设性力量，就算不触及本质和根本，也会起着量变的作用。正如文头所述的，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从搞乡村实践教育的角度来关注乡村，我们用种种办法去发现发土性之美，去欣赏他们，去进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里面去我们也许只是在倡导，在表明一种姿态，就算是在做做秀吧，总比不去走动、不去行动要强一些。因为我们是外边的、辅助性的力量，所以，与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相比，算是社会参与性力量吧。
但我相信，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力量虽小，但能以点滴的量变促进从0到1的质变。即使是一个艺术家到农村做办展览，也是建设性的力量。为什么艺术家不待在纽约、待在北京，而是来到这个穷山沟，那是因为穷山沟有好的一面。他们到农村就比不到强。他们到了农村，吟诗做词，歌颂山好水好农民好，还保护民居，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即使有富人来占山头划地为牢自建庄园，也有积极的一面。至少他们做了一个姿态，告诉农民：为什么像我这么富的人，不住在北京，要跑到这里来呢？你们这里的山很好，水很好，吃住都比城里好。不要觉得自己活在农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在目前状况下，只要有不忍之心，能做多少是多少。一些看似不痛不痒的事，如打扫卫生，给老人理发、按摩、捶背、洗脚，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来村委吃孝亲饭，这都是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我协助农民搞过乡土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等这样的自助组织建设，在豫东的几十个村庄里搞，每每春节、正月十五、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会有群众汇演会。把一盆散沙的人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有集体的感觉，从而有合作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这是培养农民主体意识的途径。弱势群体必须合作起来，才能有集体的归属感。大家能在一起玩，那就会想到一起做经济，甚至一起做金融。做村庄文艺队，从简单实用的领域入手，这正是突破口、切入口，这个口很重要。从这些实用的似乎零零碎碎、没有抓到本质的内容开始，长期积累下去，总会抓到点非本质和次要矛盾的内容。虽然没有直接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但有可能走在通向农村生产方式改变的路上。新农村建设的方法是改良，是能做啥就做啥。待到条件和时机成熟了，就会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核心就是新的合作，是新的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
从事乡建的人们，既要“高高山顶立”，又要“深深海底行”。虽然我们看到未来，但还必须从看似无关痛痒的具体小事和实事做起。我们现在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能做文化做文化，能做经济做经济。如果这些都不能做，即使帮贫困户扫扫地，帮农民干干活，深入农民生活之中，我觉得也算参与了新农村建设。
我们最近在村里做事，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教会农民开会。一群农民在一起，如何开会？经验是三条：一是在座位布排上是每个人要看到每个人的脸，谁都知道农民一惯是自甘蹲在别人背后的，这不行；二是在主持人的张罗下，每个人都要张嘴说话，5-10分钟，这是告诉农民不要只当老听别人的角色，要自己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三是既然是开会，要有书记员，要有记录，要学会做开会纪要。
乡土复兴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几千年来，乡村承载了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这里有田园风光，山清水秀，我们过着低成本的生活，即使没电没水没能源甚至没厕所，也一样有很多百岁老人。农村人不要自卑到失去了主位感，农村人必须要自强、自尊，靠自力复兴我们的乡村。
农村是有历史的，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艺术家去农村画画，是让农民知道：咱们这个破山还挺好的。之所以富人去建庄园，是让农民知道：你看，富人在城里活腻了就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乡土复兴。尊重农民的活法，让他们有自尊和自信，让农村更农村。
农村靠自力复兴，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也需要有年轻农民的力量。什么时候乡村能靠自力发展，不是理论说了算，也不是政府说了算。如果有那么一天经济萧条、产品过剩、出口萎靡，城里待不下去了，青年人就会回来了。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以前也很担心，所以做了很多别人不理解的行动，希望能为乡村的美好未来准备点什么。我现在已经很平和了，平和到我还坚持做我的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在推进城镇化运动和农村的新社区建设运动。社会潮流不会以他们强大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意为转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毕竟农村是农民待的地方，农民才是决定农村发展的内因，政府和企业等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是规律。
（本文摘自：《新周刊》第383期，文/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我带着学生到灵宝的村里去走动。学生说：何老师，我们到农村能做什么呀，我们什么农活也不会啊。我说：“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大家带着小红帽，排着整齐的队伍，每天早晨绕村子一周做晨练；每天傍晚时分，再分成小组走村串户，问寒问暖，拉拉家常。第二件，你会不会搞卫生，扫地？会不会帮村里孤寡老人洗洗脚、捶捶背？为身体有疾病的村里人按按摩，做做饭菜？或者，跟着上地的人，参与他的农活劳动，帮着下苹果、翻地、放羊，或者收庄稼？”
我们师生志愿者团队来到村里，就只能先做做这些事。就这些看似极为简单的、平平常常的从自身开始、从小事着手的事情，都会引起村里人的极大反响。他们出于种种考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城里，自己留在村里活着，遇到我们这样的行为，他们会想：这群人为什么会来？咱这村子难道还有城里人羡慕的东西吗？
社会实践上的事，跟写文章不一样。我作为一名新时期的普通的乡村建设或者乡村实践志愿者，已经奔向第10个年头了，真是10年一瞬间啊。我们在村里协助农民做的事情，涉及到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有的已经灰飞烟灭了，但有的还在，而且还很好的发展着。你问我是不是担忧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会消失，我怎么会不担忧？新近有则新闻——冯骥才说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青年农民、有能力的农民都进城了，地方政府的主要心思用在抓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上去了，用在征地和招商引资上去了，谁来主导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庄建设呢？
社区化运动：终会物极必反
城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但很多地方只注重硬件不注重软件，大规模搞房地产建设和以大农为主的规模化生产建设，成为新社区运动。在村旁盖一片社区，把农民搬进去。农民旧有的农家小院，尽管破旧，很多都是祖先留传下来的宅基地，有古树，有故事，有祖传的神灵的龛位，等等。农民闲散惯了，他们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任何强大的力量都难以改变的。比如说，农家院落多是一个存放各种农具、粮食、桔杆，养着鸡、猪、猫、狗等多种家禽家畜的场所，这种院落布局习惯样式很难改变。村庄大多老人也不愿意住进高楼里去，那看上去更像“鸽子窝”一般的水泥盒子，许多老年人不习惯住到城里的子女家里就是证据。假如村庄老头老太太不愿意搬迁，政府和开发商会有什么办法呢？
活生生的例子——在传统的农业大县，即使是县委书记、县长们天天往村里跑去督导，举全县之力树立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若不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出现，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在农村社区化运动之风盛行之时，聪明的基层领导采取策略主义，要么以种种事由行动迟缓，要么在城区建设规划范围内的村庄里搞，一般的、偏远的村庄则不搞。免得劳民伤财，还惹一身不是。不能以广东的农村为经验，因为那里有工厂，经济发达，政府因财政收入多显得也很强大，所以，农村社区化、城镇化的驱动力强一些；至于一般的中西部农村，社区化是很难实行的。这是社区化运动这个现实事物在当前这个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时代，由于GDP增长需要、农业市场化需要、房地产业基于利益需求而下乡的内在机制在广大农村扩张的地域化表现。然而，这种强大的外力趋动若必然地排挤广大小农的参与意愿和生存空间，则必然会遇到村落小农式的各种或消极或积极的逃避和抵制行为，这种张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会出现“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时候，那就是物极必反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会物极必反呢？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商人资本力量浸入到普通村社，必然在矛盾展开的某一阶段，遭遇到“与小农打交道成本太高”的规律性难题。政府和房地产商面对以种种方式逃避或抵制的各类农民群体行为，没辙了，觉得打不起交道了，自觉地或者被迫地回到城里第二、三产业发达的工业化地域，社区化运动就会到了结束的阶段了。也许这阵风刮个三、五年，留下一堆后遗症，然后不了了之。这个时机必然会到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的底色是乡土社会。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民族的主流一直是拼命地疯狂地拥抱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逃离乡土社会。但如果人还相信自己的良知，实事求是一回，当会老实地承认，乡村自有乡村的社会性、公共性和基础性的价值，乡村的价值不是城市能弥补的。你让农村的人到北京溜达一圈，我相信很少人从内心里讲愿意在北京生活。北京房贵车堵，空气不好，人活在烦躁之中。
中国社会的根在乡村。家乡是根之所在，心之归宿。过去，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才是自我认同。家乡有父母亲人，有发小朋友，有熟悉的故土。然而，各级政府及商资实体，面对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转嫁于弱势群体、土地和环境的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知识分子从上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正缘于百年来的“乡衰”。也正因为这种乡愁，很多知识分子都跑到农村里，希望尽已之力挽救我们的过去。
新农村建设的三种力量及社会参与性力量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导力量——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结合什么样的资源禀赋，如何做中长期计划，提供什么样的政策扶持和引导，都应该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和政府决定。虽然有人抱怨政府做得不够好，认为其政策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上，无暇顾及农民和农村。但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历史纵向地看。政府毕竟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性一面，至少2006年农业免税之后，做得好多了。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新农村建设，农民是主体性力量。新农村建设原本主要是农民的事但农民的精英部分大都进城打工了，主要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很难成为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力量。如果农民缺位或失位，什么样的建设都是不合适的。从逻辑上讲，改变生产方式的才是真正的新农村建设，这就要建立农业组织，特别是以金融合作和土地合作为内容核心的农民组织。若直接实践的话则很有可能行不通。因为现实情况是广大普通农村主要剩下老弱病残，有活力的生产力主体缺乏，中国现在是个货币化的社会，农业并不能产生更多的货币，村庄能人大都用脚投票，到城里打工挣钱去了。在乡村有活力的主体缺位的状况下进行本质性的乡村经济建设，包括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参与性力量，属第三种力量，主要是指各种良性的关注乡村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外来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力量，诸如青年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社会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在内；还有各种NGO组织，各种社会行动者和愿意公平交易的市民组织群体。像记者和学者，都只是社会参与力量。各种社会性力量尽其所能地关注乡村、留守群体和农业，能做多少是多少，只要还算是良性的建设性力量，就算不触及本质和根本，也会起着量变的作用。正如文头所述的，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从搞乡村实践教育的角度来关注乡村，我们用种种办法去发现发土性之美，去欣赏他们，去进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里面去我们也许只是在倡导，在表明一种姿态，就算是在做做秀吧，总比不去走动、不去行动要强一些。因为我们是外边的、辅助性的力量，所以，与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相比，算是社会参与性力量吧。
但我相信，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力量虽小，但能以点滴的量变促进从0到1的质变。即使是一个艺术家到农村做办展览，也是建设性的力量。为什么艺术家不待在纽约、待在北京，而是来到这个穷山沟，那是因为穷山沟有好的一面。他们到农村就比不到强。他们到了农村，吟诗做词，歌颂山好水好农民好，还保护民居，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即使有富人来占山头划地为牢自建庄园，也有积极的一面。至少他们做了一个姿态，告诉农民：为什么像我这么富的人，不住在北京，要跑到这里来呢？你们这里的山很好，水很好，吃住都比城里好。不要觉得自己活在农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在目前状况下，只要有不忍之心，能做多少是多少。一些看似不痛不痒的事，如打扫卫生，给老人理发、按摩、捶背、洗脚，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来村委吃孝亲饭，这都是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我协助农民搞过乡土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等这样的自助组织建设，在豫东的几十个村庄里搞，每每春节、正月十五、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会有群众汇演会。把一盆散沙的人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有集体的感觉，从而有合作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这是培养农民主体意识的途径。弱势群体必须合作起来，才能有集体的归属感。大家能在一起玩，那就会想到一起做经济，甚至一起做金融。做村庄文艺队，从简单实用的领域入手，这正是突破口、切入口，这个口很重要。从这些实用的似乎零零碎碎、没有抓到本质的内容开始，长期积累下去，总会抓到点非本质和次要矛盾的内容。虽然没有直接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但有可能走在通向农村生产方式改变的路上。新农村建设的方法是改良，是能做啥就做啥。待到条件和时机成熟了，就会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核心就是新的合作，是新的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
从事乡建的人们，既要“高高山顶立”，又要“深深海底行”。虽然我们看到未来，但还必须从看似无关痛痒的具体小事和实事做起。我们现在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能做文化做文化，能做经济做经济。如果这些都不能做，即使帮贫困户扫扫地，帮农民干干活，深入农民生活之中，我觉得也算参与了新农村建设。
我们最近在村里做事，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教会农民开会。一群农民在一起，如何开会？经验是三条：一是在座位布排上是每个人要看到每个人的脸，谁都知道农民一惯是自甘蹲在别人背后的，这不行；二是在主持人的张罗下，每个人都要张嘴说话，5-10分钟，这是告诉农民不要只当老听别人的角色，要自己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三是既然是开会，要有书记员，要有记录，要学会做开会纪要。
乡土复兴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几千年来，乡村承载了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这里有田园风光，山清水秀，我们过着低成本的生活，即使没电没水没能源甚至没厕所，也一样有很多百岁老人。农村人不要自卑到失去了主位感，农村人必须要自强、自尊，靠自力复兴我们的乡村。
农村是有历史的，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艺术家去农村画画，是让农民知道：咱们这个破山还挺好的。之所以富人去建庄园，是让农民知道：你看，富人在城里活腻了就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乡土复兴。尊重农民的活法，让他们有自尊和自信，让农村更农村。
农村靠自力复兴，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也需要有年轻农民的力量。什么时候乡村能靠自力发展，不是理论说了算，也不是政府说了算。如果有那么一天经济萧条、产品过剩、出口萎靡，城里待不下去了，青年人就会回来了。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以前也很担心，所以做了很多别人不理解的行动，希望能为乡村的美好未来准备点什么。我现在已经很平和了，平和到我还坚持做我的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在推进城镇化运动和农村的新社区建设运动。社会潮流不会以他们强大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意为转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毕竟农村是农民待的地方，农民才是决定农村发展的内因，政府和企业等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是规律。
（本文摘自：《新周刊》第383期，文/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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