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骅生平事迹
    马骅，诗人，学者。1972年4月11日出生，男，汉族，天津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2003年3月到明永村小学义务支教。2004年6月20日不幸遇难，年仅32岁。
    马骅老师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来到梅里雪山脚下义务支教。用渊博的学识启迪山村孩童，把自己平时积攒的稿费和朋友的资助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关注并积极保护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他研究藏民族文化，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为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努力；他用爱心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用生命谱写了青年志愿者献身教育、忘我付出的伟大颂歌，实践了当代大学生‘以我所能、奉献社会’的崇高人生追求。为了弘扬马骅精神，省州县党委政府分别做出了向马骅同志学习的决定，共青团中央追授马骅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奖章，共青团云南省委和云南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追授马骅为‘云南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共青团迪庆州委、共青团德钦县委追授马骅同志为‘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
    卡瓦格博不会忘记马骅老师，您永远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中共德钦县委     德钦县人民政府
    公元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
    我从一个坡坡往下走，便看见明永小学的校舍。破旧的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当地乡村小学常见的那种房子，如今成了高三层的钢筋水泥楼房。接替马骅的第二位志愿者沈越老师已经工作一年，准备返回上海。他用钥匙打开二楼的“马骅展览室”，和教室一样大却空荡荡的屋子。靠黑板的那一面，贴着有关马骅的一些报道。靠走廊这边，是他用过的炊具。临近后窗处，摆着他的那张木床。枕头上铺着旧的枕巾，一床旧的条纹垫单，床下一排4双鞋子。从窗口望出去，是一户村民的院落。
    其实在马骅下乡的一年里，我同他的接触并不多。只是在他离去之后，上网看到他的很多文字，才有贴近他内心的感觉。就在出事的这个月，马骅连续给“诗生活网”的文学自由坛发了一组诗歌，取名“雪山短歌”。有个叫林木的网友看了，回帖子说：“你这一年真是太值得了。”
    我很少读诗写诗，但感觉得出，马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进入某种意境，某种类似于古代诗人的境界。其实，在到明永村以前，马骅的诗有所不同，人也有所不同。他很现代，很前卫，很反叛。应该说，是雪山改变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给他的灵气增添了超凡脱俗的品质。
    我是在2003年初与马骅偶然认识的。一天，在北京办 “北大夜航船”网站的朱靖江打来电话，说他有位朋友叫马骅，想到德钦的农村小学教书，报酬不用考虑，让我帮忙找个学校。我即刻联系德钦的诗人扎西尼玛，请他想办法。扎西尼玛一听，说“那到我们村的小学挺好哇。”就跟村长大扎西和学校的老师商量，很快做了肯定的答复。这期间，我跟马骅通了两个电话。大约一个多月以后，马骅来电话说他已经到昆明，明天就去德钦。我忙着其他事，简单地说好吧，祝你一切顺利，到德钦再联系。
    今天，他的电话号码还留在我的本子上：13911567240
    后来真的在德钦升平镇斯郎伦布的酒吧里见了他，很文人的模样，额头扎根带子，穿着当地右襟布纽的藏袍，能喝酒，也能侃。他性情温和，待人直爽，和卡瓦格博文化社那帮年轻人混成了哥们儿姐们儿，他们是在旅游局供职的诗人扎西尼玛、本行开车但写音乐、读佛经修行的木梭、当着图书馆馆长又忙着收集民歌的斯郎伦布、光头而话语柔和的钟华、干练爽快的小马、女孩马彩华、此里卓玛…
    我也很快和他熟了，每次见面，都有诸多话题可以聊。
     2004年6月20日晚上12点，我刚睡着就被电话铃声惊醒，是斯郎伦布打来的，说马骅掉进江里了。我一阵茫然，赶紧打电话告诉朋友，话才出口，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和马骅很少见面，可他出事以后，却感到莫名的心痛。一次，在昆明的茶馆跟朱靖江谈起他，他也说，感觉从来没有为失去一个朋友这样难过。
    以后的个把月，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但那些夸张煽情的文字招致马骅的朋友们厌恶。他们以93人的名义发表公开信，要求传媒保持客观和公正，并阐明了马骅的真实动机：
     “事件发生之后，马骅的哥哥马杰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云南的出事现场，与他差不多同时赶到的还有大量的来自上海及昆明的记者。马杰一心要将马骅带回天津老家，而那些记者大多是为了寻找一个‘支教’典型的故事而来到德钦。实际上，马骅远赴云南偏远地区教书的行为，尽管与一般政策上所谓的‘支教志愿者’有相近和重叠之处，但他的意愿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一方面他想做些实事，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藏地文化的兴趣，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的确，马骅到德钦并未受任何组织的委派，也没有举手宣誓要报效祖国云云。他的行为，在我看来并无特异之处，德钦的朋友也没有刻意询问他有何动机。知道他出事后的第二天，我赶到德钦，回来后便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从韩博等人的文章，才知道了他的简单经历：
    “马骅在天津长大，1991年－199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大学期间，他开始创作诗歌、戏剧和小说，是复旦诗社的中坚力量，组织过多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并担任燕园剧社社长，编剧、导演并主演了《玩真的还是玩虚的》、《灼伤的手指》、《真相·虚构》等多部戏剧。
　　大学毕业之后，马骅先后在上海、厦门、北京等国内多座城市供职，职业跨度非常之大，这与其说是为了谋生，不如说是意在体验具有不同侧面的多种多样的人生。
       ……
    在北京，马骅就职于北大在线，任经理，同时与朋友一起策划、编撰了‘藏羚羊’等系列旅行图书以及与‘文学大讲堂’有关的系列文学、电影图书。在网上，马骅是中国互联网诗歌平台的建设者之一，以‘小马’为主要网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担任‘诗生活’、‘北大新青年’、‘泡网俱乐部’、‘网易’等著名诗歌论坛的版主，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诗生活’是他的理想之一，他从2002年起至今担任《诗生活月刊》的主编。
　在马骅身上，凝聚着知识者的激情、浪漫和不羁的游戏精神。他不愿在一个地方待上太久，因为他无法忍受沉闷、刻板的庸常生活。所以他总是幻想远方，幻想别处，渴望一个人的自由，并且身体力行。”
    此外，我还看到了他以前的作品，也看到他在当志愿者的一年间写的一组诗歌。这组取名为《雪山短歌》的诗，我从来不曾听马骅说起。从文学的角度看，他的诗风在2004年大有变化，而每一首，都和卡瓦格博雪山有关。
    这些诗歌的意象，重叠着马骅一年的经历，是他生活中最后一段自我写照。
1． 春眠
    2004年6月7日，马骅写下《春眠》这首诗：
       夜里，今年的新雪化成山泉，叩打木门。
       噼里啪啦，比白天牛马的喧哗
       更让人昏溃。我做了个梦
       梦见破烂的木门就是我自己
       被透明的积雪和新月来回敲打。
    诗里的意境，有可能来自春节那几天的印象。这一年，村里人通过给游客牵马赚了不少钱，都在欢天喜地地过年。马骅呢，一定也和村长大扎西喝酒，也可能和大家跳了弦子。但更多的时候，他只呆在小学校的宿舍里，让安静的梦幻填满心灵，在心安理得的寂寞中，倾听新雪融化的声音。
    明永的月光很亮，会不会是雪山和冰川的反射所至？在当地藏话里，“明永”是神山卡瓦格博护心镜的意思。记得2003年10月的晚上，我去太子庙转经回来，住村长大扎西家。马骅来看我，和大扎西对喝青稞酒，喝醉了，搂着也已半醉的村长喋喋不休地讲啊，说啊，说转山的事，说村里的事，说外头的事，但没说诗歌。大约两点多钟，他回学校，大扎西要打电筒送，他说不用，外面月光亮得很呢。我送他到门口，他跨过栅栏，走到小街上。果然，月光下，村舍、石板路、水沟里淌着的山泉都朦胧可见，仿佛是透明的。以前明永人喝的是浑浊的冰川水，有人得了大脖子和痴呆病，如今修了水沟，引来山泉，卫生条件改善多了。
    村民都睡了，没睡的，此刻也很少到外面走动，据说晚上容易碰到鬼。还有另一种鬼：醉鬼。旅游开发后，一些年轻人学了城里的习惯，晚上跑到路边喝酒，把空酒瓶砸到马路上。马骅无所谓，他虽然研究佛教、基督教和中国古代的信仰，却自称是游移不定的无神论者。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对这座雪山的景仰。
    那个时候，山上都已经白成一片，雪花和月亮同时眷顾这个夹在山沟里的村落。大多数外地人都走了，但马骅还留在那儿。积雪和新月的反复敲打，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气质，使他的感官和思维更加敏锐，心境陷入澄静。
    2．乡村教师
    就像朋友们所说，马骅并不是上海派的支教志愿者。从北京来之前，他就托小朱明确地转达了他的意思：找个安静的村子教书，不拿工资，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可以了。他甚至没到德钦县教育局报到，就通过当地诗人扎西尼玛和村长的安排上起了课。后来，另外两个老师被调走，剩马骅一个人顶着，教语文，数学，劳动等一到三年级的全部课程，他还为成年人开了英语班，还带孩子们爬山春游。
     像诗里描写的，他当了一年半地地道道的《乡村教师》：
       上个月那块鱼鳞云从雪山的背面
       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
       却没带来我需要的爱情，只有吵闹的学生跟着。
       十二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像今后的日子：
       有点鲜艳，有点脏。
    掩映着村庄的桃花和青稞，和像小尾巴狗跟着老师的学生，就是马骅爱恋的对象。我们都可能失去过别人给予的爱，可马骅到明永以后，却以给出爱的方式，进入到了另一种人生境界。粉红的花瓣，碧绿的田野，黑红的脸蛋，都是城市里缺少的颜色，而乡村里熟悉的颜色。他喜欢这些颜色。对它们充满感情。
    六一节的时候，村里有演出，表演的主角就是学校的男孩女孩。以前我没想到六一儿童节对村民那么重要，既是儿童的节日，也是大人的节日。马骅带学生参加过演出，会前大伙要捐钱，用于演出活动的开支，也捐一部分给学校。出钱的单位和个人都登记在纸上，当场念给众人听：
斯那尼玛，10元；
县民宗局，100元；
安主，50元；
县农牧局，十五盒彩色笔；
宗雍卓玛，200元；
乡政府达瓦次仁，10元...
     重头戏当然是孩子们的歌舞，有《拔萝卜》、《草原骑兵》、亚东和容中尔甲的歌曲。马骅呢，大概会朗诵诗歌。他会不会朗诵的就是这一首，关于十二张孩子的脸，关于花和庄稼的粉红和绿？
     2003年7月10日，马骅送他的学生参加期末考试，回村的情形，他在2003年7月20号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学校终于放假了，我也送走了我手下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的欣慰和感伤难以用文字名状。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的小学是个不完全小学，最高只能到四年级。学生五年级之后都要到山南侧的另一个村里去读了。我教的四年级学生这学期后就要从明永小学毕业去西当小学读书去了，他们——8个女学生、4个男学生——是我的第一批毕业生。
      我们的期末考试也是要到山另一侧的隔壁村小学里去统一考的。我们去了两天，7月10号正式考完。
      7月10号下午5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爆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旋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信中说的那段路，就是后来他掉到澜沧江里的地方。路旁插着祈祷的白色经幡。路虽然修了几次，雨天还是经常塌方，石头滚下来，砸坏了村里活佛的吉普车。每年，澜沧江边总有几张车子翻到江里，有拉着村民和小学生的中巴，有领导的小车，也有大卡车。马骅跟我说过，他第一次来，坐车下乡，见窗外的车轮好像悬空在山崖外边，紧张得不得了。以后习惯了，坐什么车都不再有顾虑。
    车窗外面，澜沧江峡谷的上面，就矗立着银白的卡瓦格博。他像扇子一样展开，车子走到哪里都看得见。每个新来的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感觉“震荡和晕旋”。藏族阿觉娃的反应，是跪下双膝磕头。旅游者的反应，是拼命摁动快门。面对他，马骅被巨大的幸福感笼罩，不敢相信自己能拥有如此的缘分，能在这样的地方给孩子们上课。这些大声唱歌的孩子，此刻就如同马骅的上帝，教给他生活的真谛，赐予他幸福的泪水。
    他教村民的孩子，而身后的雪山，教给他更多的东西：关于慈悲，关于中阴，以及如何用行为去兑现自己的信念。
3．桃花
    4月间，是村里桃花盛开的季节。马骅写道：
       有时候，桃花的坠落带着巨大的轰响，
       宛如惊蛰的霹雳。
       闭上眼，瘦削的残花就回到枝头，
       一群玉色蝴蝶仍在吮吸花蕊，一只漆黑的岩鹰
       开始采摘我的心脏。
    他为这首诗写了一段附记：
    “村子位于澜沧江西岸，离江边有五公里左右，海拔不高，2300米，可村子上方就是海拔6740米的云南第一高峰。和澜沧江两岸干热河谷地带干裂裸露的山体不同，村里的山体植被极好，从高处的高山草坝、冷杉林、云杉林、竹林，慢慢过度到常绿的松柏，最后是村子周围的核桃、桃树和梨树。清明一过，桃花就粉红一片，非常壮观。可惜九月份左右结出来的果子却不那么可爱，又小又硬，就是长不大。
    沿着学校西侧的山往上爬一刻多钟，有一个很大的草坝。那是六十年代开山造田的遗迹。如今退耕了，长满了野草和细碎的灌木。草坝当中有一棵老桃树，可能是因为其地标的作用而躲过几十年前的人祸。我经常在周末到那棵老桃树底下晒太阳、睡觉、发呆。天气好的时候，老桃树的背后就能看到神山卡瓦格博。开花的季节，躺在树底下，睡一会儿，身上、两侧就堆满了新鲜的花瓣，让我想起史湘云来。”
    看到这段话我才知道，2003年10月那天早上，马骅带卓玛和我去的，就是长着老桃树，能远眺卡瓦格博的地方。头天夜里我们约好，第二天清晨去看雪山日出。早上6点钟我在村外的公路上等，远远见他打着电筒来了。天已经有点冷，他穿一件藏袍。领着我们顺水沟往山上爬，拐几个弯，登上一块草坝。四周很平坦，散落着撂荒的耕地。我没带脚架，便把摄像机架在老桃树的粗干上。10月，树上已经不见粉红的花朵。马骅在田坝中间用三脚架支起照相机，然后我们边啃苹果边等着。过了一阵，峰顶开始变红，然后慢慢往下扩展，直到整个三角形的主峰全部笼罩在橘红色的阳光里。
    我把镜头拉近，见靠近山顶的陡坡上卷起雪暴，透明的烟尘缓缓升起，散开，变成柔和的云雾，消失在清晨的天空中。我被这情景迷住了，想象日本朋友小林爬到那个陡坡时看到了什么。小林告诉我，中日联合登山队第二次行动中，他是爬得最高的。就在接近顶峰的斜坡上，狂风几乎把他吹走，迫使他不得不后撤。以后，小林到明永村寻找遇难队员的尸体，每年都要住几个月，以至他改变了想法，不再企图攀登卡瓦格博，而改行当了拍摄雪山的摄影师。
    拍了一阵子，马骅指着周围说：你看，村里人这两年牵马有钱了，顾不上种地，把这些地都荒了。我想和村里商量，要一块地来种。
    出事前几天，我们在一个会议上遇见。吃饭的时候，他说起等把这班孩子送走，就没学生了，想明年2月份报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博士生。我问他怎么选这样的方向，他笑笑回答：既然读书，就找个最没用处的专业罢。
    马骅的所想所行的确与现实世界不太搭调，以至常给人晕晕糊糊的感觉。他哥哥马杰告诉我们，马骅外出旅行，总是把带的钱糊里糊涂地用光才回到天津，下火车后打手机来要乘公交车的零钱。
    桃树跟人大概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它们用四个季节经历生老病死的轮回，来年又复活。而人，一次就永远老去。种地，考博士，做网站，写诗歌，爬山，志愿教书。对于混在职场里的人来说，这些缺乏连续性的选择就像耀眼的桃花，顷刻开放和飘落，没带来任何实际的价值。可他们没有看见，桃花带着巨大的轰鸣坠落，又在一个转世轮回的生命中悄悄地返回枝头。
    4．我最喜爱的
     马骅那天拍的照片我没见着，不过可以猜测，他拍到了雪暴的烟尘融化到天空中的景象。否则，下面这首诗怎么会表达出相似的意境呢：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
       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
       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马骅说：“前四句引号里的，是我根据本地的民歌改编而成的。
      本地的民歌和大部分藏区一样，分为弦子、锅庄、热巴等几种，最有特色的是弦子。弦子是一种集歌、舞、乐器与一体的形式。玩的时候男女围成一圈，男人拉弦子（二胡），大家一起跳，歌词则是一问一答。每首歌有固定的旋律，歌词则需要领舞的人现编，然后传给下面的人。这一段歌词是我一个本地朋友翻译给我，我再重新改过的，主要是想让它整齐些。”
    马骅出事以后，我去德钦为他烧香。晚上，在茶馆里和喜欢音乐的木梭聊天，他把这首民歌的头两句歌词念给我听，再用汉语读出来，就像当初念给马骅听一样。它还有曲调，有旋律，民歌都是可以吟唱的，古代的诗歌也是可以吟唱的。
     白色和绿色，是那个地方最美丽的两种颜色。在干热的河谷地区，到处是从褐黄到赤红的色调，因为植被很少。所有的生命，都靠白色和绿色存活。白色覆盖着山顶，绿色覆盖着村庄。
    在藏族人眼里，白色是高贵吉祥的色彩，白色的牦牛，白色的狮子和苍鹰，就如同神话般的动物，它们都是雪山的象征。大凡雪山周围的地段，都属于神灵管辖的区域，过去被划做“封山”，建了烧香台，不许打猎采伐，更不许登山。雪山的冰水融化，沿着一条条山溪、河流淌下来，滋润着大山夹缝里的台地，孕育了高大的核桃树，核桃树又庇护着躲在树阴下的田地和村舍。核桃树冠很大，伸展开来，可以遮盖好大一片地方。它们生长在房子和耕地周围，是分到每家每户管理的，还被人们取了名字。核桃林里有各种鸟儿栖息鸣叫，时常会看见成群的绿色鹦鹉盘旋起落。
    可马骅看到的，不仅是这两种孕育生命的色彩，他还看到隐藏在生命之后的东西。那就是他写下的最后一句：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许多人相信生命像核桃的壳，是坚硬无比的。他们不愿意看见这个壳被打破，打破以后便是黑暗。可藏族人都知道每个人最终要走的路，并在此生以走路的方式体验进入“中阴”的感受。七七四十九天，肉体的硬壳渐渐脱落，柔软的神识缓缓升起。死亡不是黑暗的门槛，而为追求解脱的人带来奇迹。
    透明的冰川，空无的云翳。我相信，那是马骅在老核桃树下多次看见，并一直向往着融入其中的无色之境。
    5．山溪石头的形状起伏不定，雪水的起伏跟着月亮。
           新剥的树木顺流而下
           撞击声混入水里，被我一并装入木桶。
           沸腾之后，它们裹着两片儿碧绿晶亮的茶叶
           在我的身体里继续流荡。
    澜沧江是水葬场，通往另一个世界。当地人生活不靠江水，而依靠雪山的水源。因此，山泉是所有村庄的命脉。马骅经常一个人爬山。从山上走下来，多半得顺着山泉流淌的沟谷，山泉沿着“永曲”（河沟）流经村落，被木制的渡槽（沃曲）引到每家门前，像自来水一样供人和牲口饮用。家里的用水，又靠女人一木桶一木桶地背上楼，倒在铜制的大水缸里。舀水的大勺也是铜做的。
    上面的诗，写的就是水从山上下来，经过渡槽和木桶，再到茶碗和身体里的旅程。
     打茶也用木桶。马骅到藏区后，喝清茶少了，喝酥油茶多了。砖茶在锅里熬好以后，茶水经过滤倒进齐腰高的木桶，加几勺盐巴，一块酥油，些许奶粉，再用一根木棍子上下搅和，使得水乳交融。
    爱喝茶的马骅最后消失在水里，他的身体在起伏的江水中流荡。当政府派大批人员沿澜沧江寻找失踪者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却不愿意打扰从水路离开的马骅，而希望以诵经的方式，引导他的神识安静地渡过中阴的河流。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去处。
    木梭告诉我，离去的人带不走任何东西，除了朋友们为他念诵的经文。
    从卡瓦格博肩部流下来的巨大冰川就在身边向下延伸着，一直伸到河谷的密林里。一股清澈的溪水从冰川的缝隙里渗出来，慢慢汇聚，流向山下的明永村，并最终汇入澜沧江。这条溪水是明永村民们日常用水的来源，也是他们死后进入中阴的大道。  6．山雨
       2004年6月16日，在出事的前四天，马骅写下这首诗：
       从雨水里撑出一把纸伞，外面涂了松油，内面画了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通往云里的山路上。
       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
       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
       索性回屋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他说：“山雨这个题目写了好几首，主要因为一旦下雨，人就无事可干，只能呆在学校的走廊里看山、发呆。记得八指头陀的俗名好像叫黄读山，心有戚戚。”
   诗里融合和看山和走山的感觉。和很多诗人的差别是，马骅不仅或远或近地读一座山，而且在这座山里走路。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卡瓦格博的本命年。为了这个60年一遇的机会，有十多万藏族从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和海外赶来转山。内转的，要3、4天。外转的，要7至10天，马骅都去了。我也走过那些山路，知道其中的艰难。每天爬上爬下的垂直高差，至少在一千米以上。我请人背着行李，而马骅30多斤的背包，全是自己背回来的。
     雪山的路走过以后，那段经历就成了梦游般的记忆，走路的人醒不了，也回不来了。他们的肉体无论在何处生活，他们的内心，始终蹒跚在云雾缭绕的山路上，马骅这样讲述他转山的感受：
    “虽然是个游移不定的无神论者，但我还是决定尊重本地习惯，做一次纯粹意义上的转山。
……
    下到中阴之道的时候，这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毫不犹豫地把包扔在一边，把口袋里的大件东西掏出来，五体投地地向黑暗、狭窄而神秘的洞里钻去。幽黑的洞里十分潮湿，而且很矮，整个人只能贴着潮湿的地面向里一点点匍匐前进。还好，爬了七八米的距离，就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敞些的空间，在这里，就要直起腰向上爬了。不知道是哪位有心人竖了一截木桩，以使钻洞的人方便向上爬出洞口。踩上木桩，洞口近在咫尺。但斜斜的通道却让人难以前行。在这个狭小、犬错的洞口上，我被卡住了超过十分钟而进退不得。
      那十分钟可能是我在转山路上最难忘的十分钟。想放弃，却又不知如何后退；想坚持，却无力前行。大脑在一片错综纷杂的空白里茫茫然，身子却下意识地一点点地向上蹭着。最后，我总算从岩石顶上的洞口中把身体拔了出去。回到地面上，我第一次有了再世为人的感觉。在这块岩石顶上我一个人坐了很久，体会着刚才的艰辛，回味着冲出中阴之道的轻松与解脱。
    既然觉者如释尊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轮回的巨流，既然饕者如浮士德都不能让美好的时光停留一刻，既然那个早夭的酒鬼克鲁亚克曾经喊过：‘永远在路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变老之前远去呢？”
    [1] 他描述的山洞我也钻过，但只想到尽快返回人间，享受耀眼的阳光和舒适的睡眠。马骅想到的却是“在变老之前远去”，仿佛是对此世的告别。看了他的一些文字，我总觉得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预感，或者预言。2003年转山以后，他送了我一本书，叫《达摩流浪者》，没有正式出版，是他几个朋友自费印刷的。作者是美国人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他还写过另一部小说《在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我读了一遍。还有一本《荒凉天使》，重庆出版社的版本，我正在阅读。以克鲁亚克为代表的一群人，崇尚佛教归隐山林的思想，用流浪的方式反叛文明社会，创造了一种“路上的生活”。马骅从外表看，很像克鲁亚克书里的角色。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装束和举止依然叫人眼睛发亮：披肩的长发，额头扎一条红色的带子。每次他到德钦城来，都穿着藏袍，背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感觉要去哪里爬山似的。事实上，在明永教书的一年半中，除了上课，他大部分时间都背着大包在山里独自旅行。
    他始终走在路上，五年中换了几个城市，一年半中爬过许多云里的山。他是个克鲁亚克式的自由人，还是因为感情的折磨而选择孤独的生活？或者，他的确是媒体宣传的高尚的志愿者，还是在行走中寻求自我的解脱？
    总之，意外的死亡让他“在未老之前远去”，永远停留在卡瓦格博脚下。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阿觉娃”，一个去雪山朝圣的，在虚无里冒雨赶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