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设国学学科,就是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外创建一门新学科。我觉得我们应当看到国学的特色,就是综合性的通学。这样做不是要包罗万象,只是说一些基本的东西要有通的认识,比如说,经学、史学、文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艺术。经学不是要面面俱到,我觉得作为一门通学,就是讲“三通”,第一是通史,经学的通史;第二是通典,经学的主要经典;第三是通论,从古到今的经学理论。其他几方面也一样,史学、文学、诸子百家等,也可以把“三通”贯彻到国学的基础教育里面。上面说的是本科基础教育,但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就应当是专学了。作为国故之学的国学,考据、音韵、文字学等属于国学的专学的方面。我认为国学作为通学是面向基础的教育,作为专学是更高的一种专门的教育,完全有其存在的价值。

    主持人(梁枢):各位谈到国学是通学,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它今天的回归是适应社会需要。这就意味着承认国学的学科地位,把国学作为学科来对待是因势利导,是对社会需要和学术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综合趋势做出制度上的回应。我想请各位对这种综合趋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再做一个深度的讨论。

    朱汉民:对于国学的社会需求我的感受也非常强烈。社会各界人士他们想学国学,特别是想在岳麓书院学国学,认为在古代的书院里学国学是比较不同的。但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些从事跟国学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面临一个尴尬:国学这门学科,到底在现在我们体制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大学的分科,院系的分科,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根据西学而建。理学、工学,文科里面文、史、哲、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的资源,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变成了材料。比如过去的经学,我们不是叫它经学,但可以研究它的文字、研究它的历史、研究它的哲学、研究它的宗教、研究它的教育。同样,子学也好、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全部化解到了不同的学科视野里面,就全部变成材料了。

    西方的这一套知识体系在帮助我们把握客观世界方面,确实有它的优势。但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短处,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的,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一个整体,可以说是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整体性的东西。你用各种学科把它分割之后,它就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它在那个体系中,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你把它拉出来用各个学科去把握它的时候,就有可能失真。每一种知识,说到底实际上是我们人来把握世界的一种主观的图式。在把握世界的图式上,西方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人确实也有自己的长处。比方说中国人讲的“通”,就是在整体上如何把握世界;比方说中国人很注重实践,知识一定要和自己的身心活动结合起来。所以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不应该认为已经有文史哲、宗教学、艺术学、政治学、教育学就够了,而是需要一个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的、有机的整体学问。这样一个整体学问有它内在的联系,有它的总体特征。这样一种学问完全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正像刚才举到的西方的社会为什么会把古典学、汉学作为一个整体?因为确实是,把它拉开之后它的视角发生变化了,变成政治学就只考虑政治问题,变成教育学就只考虑教育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是一个整体,和整个做人是一个整体一样,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的话,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丰富性和特殊意义。

    主持人(梁涛):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二希”,即希腊和希伯来,所以西方有古典学与希腊文化对应,哈佛、耶鲁等大学都有古典学系,专门研究希腊、罗马,做整体的研究。还有神学,与希伯来文化对应。所以西方也不仅仅是只有文、史、哲,对于其文化传统,他们都设有专门的学科。我们有这样丰厚的文化积累,五千年的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自己不珍惜,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不应画地为牢,认为只有文、史、哲才是合理的,如刚才龚鹏程教授讲的,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有新的综合,像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我们常常讲“文、史、哲不分家”,这一句话细推敲起来不一定对,因为文、史、哲本来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

    吴根友:把传统的整体性的学科肢解了之后,传统学科的生命力就没有了。

    朱汉民:对。所以在现在这种学科体制下,现代的学科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国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典的学术,也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可能为其他分科之后的学科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就是说,假设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历史的,那你就和研究国学的人关注点不一样,特点不一样。那么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政治学、中国法学或者中国教育学的人,可能就需要从国学那里去吸收营养,国学因此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学科而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学科可以并存。

    讲到制度性的基础,我认为有两个。一个就是要在国家的学科的门类里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定要进去。因为它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是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第二个就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制度方面也可以建立一个基础。这又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书院。现在建书院是个热潮,有的是恢复古代书院,我们做了之后,像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很多书院都想向我们学习,把古代书院结合到现代教育体制中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这种书院和国学是非常合拍的,最早熊十力、梁漱溟、包括钱穆先生,他们讲国学的时候都是办个书院讲国学的。再一个方式就是国学院。我认为以这两个机构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国学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主持人(梁涛):武汉大学虽然不办书院,但是你们办了国学班,招国学博士,请吴根友教授讲讲你们办学的情况。

    吴根友:现在的文史哲分科有它的长处,是培养各方面专门人才的,但是也有它明显的弱点,就是文史哲分科之后,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哲学的,很多方面本来应该通的,结果不通,做中国哲学史的不懂得音韵训诂,文字很多解不通。我们有一个做西方哲学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他看到一篇写中国哲学的文章里面引了一大段古代文献,后面又不解释,他便当面质问作者,这段话引的是什么意思。那个作者说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他说我问你具体是什么意思,作者讲不清楚。就是说做中国哲学的,他连中国古文都讲不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基本训练上出了问题。郭齐勇老师一再强调说,我们武大国学班,就是要补救现在人文方面文史哲分家的不足。通过培养通才的办法,弥补我们现在分科的弱项。这是我们基本的办国学班的理念。也是一个取弱的思路吧,免得引起和别人的碰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于2000年创办了国学实验班。当时我们只招二十个学生,结果有将近一百人报名。一直培养了两届学生之后,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保送研究生的事情。培养基地有一半可以保送研究生,而国学实验班不在体制内,所以保送得很少。当时郭老师是院长,他就到学校里去要,要到了这个指标,大体上也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研究生毕业之后还要读博士怎么办。我们前年开始努力,去年正式通过国学的博士点,今年开始第一次正规招生国学博士。因为国家没有国学博士学位,所以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变通的方式:在国学这里培养的学生,你自己想要什么学位,你就在历史、哲学、文学里面去拿学位。当然,学的知识我们是用国学的方式来构架的。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课程体系,按照吴光老师的说法就是,有本科的、硕士的、博士的。本科主要注重于通,就是关于中国整体学术的一个基本的,按照清代学术的说法,就是辞章、义理、考据,我们三者兼顾,掌握基本的古典音韵训诂、通史、通论。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分方向,跟各个导师研究你的专长。硕士生的时候课程体系就不再在历史哲学中文里面上课了,我们专门有个国学教研室,国学教研室就是把我们文史哲中做中国学问的、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老师们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学教研室,以这些老师的特长,再根据中国学问自身的要求,增设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在研究生课程上再增设博士生的课程,就像金字塔。目前整体运作还是比较良好的。

    主持人(梁枢):你们那个国学教研室是不是虚体?

    吴根友:实体。我们有教研室主任,有正式的编制。现在它的行政编制挂在我们哲学院,但它所有的课程体系全部都是独立的。编制在研究生院里也是单独给的,比如我们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名额跟哲学院、历史学院都不相关。课程也是我们专门为这个设计开的,比如说国学概论,目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国学概论全部讲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文史哲三个老师各讲一段。目前基本上是用专才的方式培养通才。比较哲学也是这样。我们比较班和国学班的学生,目前通过专才培养通才的方式,总体的路子在本科生教育上是成功的。既培养了一批很好的学生,也训练了我们老师。

    主持人(梁枢)：用专才培养通才,这是很好的经验。很多人在质疑国学是怎么教法的时候,这些教学经验特别应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