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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书 涅槃重生

时间:2013-05-23 19:50 来源:张家界国学网  作者:网络  点击:次
       

古鏡今鑒 —《群書治要》的當代價值 0001

 
 
       它是一部在中国失传1300多年的书,却始终牵动着一群人为它呕心沥血;它是一部被中国政治界和文化界称为千古秘笈的书,一千多年来,许多人知道它的名字,却因为难得一见而抱憾终生。2011年6月,它历尽曲折,重新出版,仅半年,就引起中国高层和学界的重视,被中央党校定为教材,被称为能复兴传统文化的瑰宝……
       历经千年的等待
       1996年初春,已年过八旬的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符浩先生,再次来到日本东京。此行,符浩并不是来完成外交使命,而是来了却自己的一桩特殊心愿……
  符浩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是典型的褪下戎装穿起礼服的中国外交界开山元老。他早年投奔延安,打过日本鬼子,策动过一个旅的皇协军投诚反正,参加过解放战争,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并参与解放战争初期与国民党、美国代表团的谈判。他从晋冀鲁豫一直打过长江,解放上海,战功赫赫。而在新中国5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几乎每次重大事件都有符浩的身影。朝鲜停战谈判,中印边境纠纷谈判,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中日建交……可以说,符浩的人生经历,是新中国外交历程的缩影。
  此时,这位老人却惴惴不安地住在日本东京一家馆驿中,等待着一个消息。
  1916年4月,符浩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西张堡村一个穷苦农家。从西张堡抬眼北望,九嵕山高耸挺拔,如猛虎雄踞一方。在九嵕山上,安葬着李世民、魏征、褚遂良、房玄龄、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和郭子仪等政治家、军事家。这些人都是影响中华民族千年的响当当人物。从小听隋唐英雄和贞观盛世传说长大的符浩,心灵向往的就是古代济世救民的境界。
  10岁时,符浩入私塾读书。所读课本中有一部分叫《诸子治要》,符浩知道了在贞观盛世,有一部书叫《群书治要》,是大唐治国的理论指南,是开创大唐百年盛世的思想基础。《诸子治要》,正是《群书治要》的一小部分,而《群书治要》早在大唐覆灭之后,焚于战火,失传了。
  在符浩心灵深处,从此铭刻下一个名字——《群书治要》。
  60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异国他乡,他终于快要见到这部让他牵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奇书了。因为,一位日本皇室成员答应,要把日本皇宫收藏的《群书治要》影印,并送给他。这个消息,让这位身材高大、平静沉稳的老人,激动得坐立不安。他焦急地等待着……
        四海归心
        时间再往前回溯1300年。大唐贞观初年,刚刚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大唐皇帝之位的28岁君主李世民,面对自己龙椅之下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有些诚惶诚恐。
  李世民从16岁开始随父跨上战马。雁门救隋,晋阳起兵,攻取长安,金城平薛,马邑定刘,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世民战马所到之处,莫不望风披靡。然而,李世民知道,打天下,靠兵戈厮杀,治天下,却要靠圣贤之道。而李世民在少年时期,错过了汲取圣贤智慧的大好时机。可以说他是一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皇帝。
  大唐的江山,是建立在前朝废墟之上的。此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纷争。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直到隋朝,这几十个王朝,无一不是在战争和贫瘠中挣扎着生存,无一不是短命而仓促的。古老的华夏大地始终在血与火的侵袭中喘息,多少场战乱,多少次饥荒,多少次大汉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李世民心中不停发问,怎样建立一个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大唐帝国?这个问题,让李世民寝食难安。
  李世民把这个问题带到他所出现的一切场所,朝议、私访、座谈、聊天,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般文臣武将所能回答的。这时候,李世民想起魏征——敌对阵营中一个博古通今的智者。
  魏征从小父母双亡。为了活命,曾出家为道。在道观里,魏征可能受高师指点,也可能熟读典籍,总之,在十多年之后,当魏征再次还俗入世时,已然是一位知天命懂世故的饱学之士。
  隋末,魏征决心用自己的才华求得一官半职,他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命为书记。此时,李密揭竿反隋,元宝藏全郡归降李密,魏征又被李密任命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后来,魏征又跟随李密降唐,但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新来的降军中的文职人员。第二年,李密的旧将徐世绩在主子已经归降后,依然盘踞河南黎阳,与大唐为敌。魏征因为与徐世绩是旧交,就主动请求劝降徐世绩。诏准后,魏征单人匹马,前往黎阳,凭三寸不烂之舌劝降。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魏征天天围着徐世绩讲道理的时候,自立为大夏皇帝的窦建德攻占黎阳,打败徐世绩,俘获魏征。李世民打败窦建德后,魏征才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
  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主要参谋人员,他敏感地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剧,为主子考虑,魏征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杀李世民绝后患。但是,李建成不忍心对亲兄弟下手,不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斩杀李建成,登上帝位。
  此时,魏征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了断,不料,李世民却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早就看出魏征是治世能臣,决定重用魏征。
  当李世民告诉魏征,他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唐,苦于无从着手,魏征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应该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找智慧。于是,李世民下旨,让魏征组织一个班子,选取先贤的著作中对治国有用的材料编辑成书,以便他随时阅读学习。魏征就开始了编辑工作,他组织的编辑班子中,有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都是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人物。
  史书记载,萧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贞观时期,官做到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萧德言是典型的书痴,一生只好读书,通宵达旦,毫无倦意。他每次读书前,都要正襟危坐,洗手焚香。时间长了,他老婆看得很烦心,就问:“你整天这样,烦不烦?累不累?”萧德言说:“面对前辈圣人的书,怎敢不恭敬?”此后,萧德言做了唐高宗李治的老师。
  另一个编辑虞世南身体文弱,却勤学不倦,他和读书恭敬的萧德言不同,每次学到关键地方,经常十几天不洗手不洗脸。虞世南不但饱学,还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褚遂良。钱塘人褚遂良属于“文二代”,父亲褚亮是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曾说:“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汇聚天下文人雅士的弘文馆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也极少听说。贞观十年(636),褚遂良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
  魏征、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中国顶尖级的学问大德,经过五年呕心沥血,编纂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匡政辅政为主要职能的综合性文化典籍《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取材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选材时间:从五帝时期到晋朝),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治国服务,劝导皇帝和官员从善如流)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从很多书中取材,但是把淫秽放浪与治国无补的内容删除掉了),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当《群书治要》被搬到唐太宗李世民龙书案上时,李世民定是龙颜大悦。从此手不释卷,日夜苦读。并下令将《群书治要》手抄十多部,分送给王子及主要大臣,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指南。大唐从此在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照耀下,一路走向盛世辉煌。
        飘洋渡海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唐时期,日本派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同时,也有宗教人员前来学习宗教。他们费尽心力和财力,把中国的文化学回去。
  日本遣唐使发现了在大唐宫室和大臣之间传阅的这部《群书治要》,所以,他们决心将其带回日本。怎奈唐初,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遣唐使花费巨资,从中国皇室租出来一部,组织遣唐使、僧人抄写半年才完成。
  我们今天要感谢日本遣唐使们,因为,是他们的努力,才为世人保存了《群书治要》这部千古奇书。
  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发达的帝国,再次走向战争频仍的乱世,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大唐宫室被毁,《群书治要》失传。
  从唐以后的历朝史书中,《群书治要》已不见记载。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已经只存其目录,而没有内容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群书治要》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瑰宝,成为治国的重要参考。
  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北条实时发现《群书治要》后,便收藏在他的“金泽文库”中,《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
  400年后,日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德川家康在得到《群书治要》后,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的不多。
  公元18世纪,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行,就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收藏的僧人抄本,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各藩主和各位亲臣。
  此后,天明本《群书治要》一直在日本皇室收藏。
  到了清代,日本天皇在嘉庆皇帝登基时,进贡了一套《群书治要》。直到此时,中国人才重新见到这套千古奇书。但一直到满清末年,从日本传回中国的《群书治要》不超过十套。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把这套书印了两次,一次用日本原版照相影印,一次用铅字排印。彼时的中国,战乱不断。《群书治要》再次散佚。
       漫漫回乡路
  时光再回到1996年春天,那天夜里,符浩先生终于等来了这位送书的日本皇室成员。当他看着满满两大箱《群书治要》影印本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符浩先生将装着《群书治要》的两只大木箱空运回国。
  此后,符浩在北京寓所潜心阅读,一天,他的陕西老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习仲勋见到符浩,得知《群书治要》一事后激动不已,要符浩送几卷到他那里。习仲勋读后告诉符浩,应该尽快组织人对这部千古奇书进行断句、标点、校对、翻译,让这部著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
  符浩遵照习老指示,积极物色能够担当此项工作的人选,这时候,他想起一个人,他的礼泉老乡吕效祖。
  吕效祖,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古文化研究工作,成果颇丰,先后出版过《魏征谏言选注》等近20部著作。这位耄耋老人,接到符浩要他编译《群书治要》的电话后,不顾年老体衰,欣然应允。当夜,吕效祖作诗一首,“友朋笑我老来傻,著述竟忘身与家。目瞽耳聋终不悔,要留史镜照中华。”
  对天明版《群书治要》的译注是一项艰苦的工程。首先要对原书逐句标点断句,再对每句话进行校对翻译。吕老此时已经80岁高龄,身体衰弱,视力极差。而原书影印本字迹模糊,很难辨认。但是,吕老不顾年迈,夜以继日,终于在两年后完成全书的断句工程。此后,又开始对原文进行白话翻译。吕老的夫人张爱玲女士也参与了大量翻译工作。
  吕老考译《群书治要》的事情,在一个个礼泉乡党中传说,引来许多热心人,陕西省人事厅原厅长赵保玉、澄合矿务局原党委宣传部长张耀武、新疆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学谦、渭南市原市委书记王志伟,以及众多礼泉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终于使《群书治要考译》一书编纂完成。
  在此期间,《群书治要》一书的考译工作得到习仲勋和符浩的关怀和支持。习仲勋在2001年2月25日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
  《群书治要考译》一书还没公开出版,吕效祖先生却溘然长逝。
  赵保玉、张耀武、张爱玲等人继续做下一步的出版工作。接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联系的许多家出版社,开口就提出要编译者交几万元的书号和印刷费。面对这样大的一笔开支,几位老人只能摇头叹息,最后筹集了几万元,选择到香港出版。
  2008年8月,由香港国际炎黄出版社出版的《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问世,印数1000册,属于自费出版。
  2009年,礼泉籍青年作家、学者石岗回到陕西拜访赵保玉。赵保玉赠送给他一套《群书治要考译》。嗜书如命的石岗闭门不出,通读这部巨著。但是,他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这部书存在许多翻译和出版上的瑕疵,就开始进行更正和修订。为了不让这部中华民族的伟大著作再次湮灭,他背着修订后的书稿来到北京,交由团结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在国内出版发行。
        引入党校
        《群书治要考译》一书的出版,引起中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
  2011年7月1日,“《群书治要》对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专题论坛在云南开讲。
  2011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做了《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2011年10月28日,“《群书治要》与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座谈会在中央党校召开。
  在2012年3月19日,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剑英元帅之女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作为课题立项研究。“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世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201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再次召开《群书治要》座谈会。
  2012年9月、2013年4月和5月,河南许昌、香港、浙江温州分别举行《群书治要》论坛。
  2012年4月5日,清明节。石岗将《群书治要考译》一书,在唐太宗昭陵及魏征、虞世南、褚遂良之父褚亮坟前焚化。往圣长已矣,绝学当承继。
(本文摘自:《家庭百科报 <群书治要>特刊》2013年5月3日-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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