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谈“文化复兴”首先要有“文化”，倘若从来一直没有“文化”，又何谈复兴？其次还要考虑，即便有文化，如果这种文化已经中断或早已消逝，也难以谈得上复兴。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化虽精彩纷呈，但由于早已中断，故根本谈不上复兴。由此可知，“文化复兴”首先要建立在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之上，断层的文化是谈不上复兴的。就此而言，中华民族是有资格谈文化复兴的，虽然其始终处于盛而衰、衰而盛的坎坷链条之中，然而却顽强地保持着文化的连续性。

　　其实对于“复兴什么”的回答，关键取决于怎样理解文化的内涵。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实质上把文化分为物质与精神。不过，这个定义过于笼统，还有一个较为具体的方法。如苏联著名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先生把文化一分为三：器物层面，即生产、生活工具层面；组织层次，即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等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层面。无疑，此种分类方式实则同马克思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只不过更为具体而已。若将文化作如是观，那么我们可以知晓，就器物层面与政治、经济、组织制度层面而言，我们似乎无需复兴，因为作为具体的器物及诸种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东西，早已湮灭于历史的进程中。因此，我们无需复兴诸如独轮车、犁、耙等器物、工具，也无需“复兴”古代的分封制、科举制等组织制度。器物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当然有其研究价值，不过更多地体现于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实无“复兴”之必要。这样看来，“文化”复兴就自然聚焦于“精神”、价值层面了。

　　《周易·系辞》可谓最早对文化进行定义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主要指的就是精神、价值。客观地讲，影响中华民族进程的学说可谓派别纷争、群雄并起，横向看，先秦有儒、道、墨、法、农、阴阳等诸子争鸣，宋代有心学、理学之并列；纵向看，有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朴学等，思想纷呈。那么到底要复兴哪一派或者哪一段？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复兴，既非哪一段，也非哪一派，而主要是复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优秀民族精神，复兴的是无数先哲在历史的过滤之后沉淀下来的智慧精髓。概括起来，我们的“文化复兴”至少应包含以下诸方面：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包容品质；崇尚团结、维护统一的优良传统；天人合一、物我共存的生态理念；协和万邦、和平相处的政治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礼贤下士、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仁爱、中庸的处世智慧；空灵、中和的艺术精神，等等。笔者以为，这才是我们文化复兴的主要内容。

　　倘若不明了“文化复兴”的含义，以为把“古人”的东西“全盘托出”，重新包装一下（如当下“宫廷戏”的泛滥和无节制的“穿越”），以为那就是“复兴”，势必造成“文化复兴”的庸俗化理解，甚至是对文化复兴的亵渎。当然，文化复兴，既要继（传）承，更意味着发展和创造，注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携行”的创新精神——创新中的继承乃是真正的继承，只有把文化理念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精髓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开拓新的文化空间，我们也才能真正达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张明摘自《社会科学报》，郭继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