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老人言》
时间:1970-01-01 08:00 来源:网络 作者:郭齐家 点击:次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郭齐家
继往开来 转自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一、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寅虎辞旧，卯兔迎新，全国人民喜气洋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阅兵活动之后，又成功地举办了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现在更是乘风波浪、勇往直前，为夺取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新胜利而努力奋进。
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是我们继续奋进的纲领。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同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精神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十七大鲜明地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弘扬中华文化”的战略意义。
胡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指出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我记得胡总书记曾给全国妇联题辞：“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培养健康情趣，营造平等家风。”温总理也曾题辞：“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保障是民生之安。”胡温等中央领导在发生全国重大灾难之时，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亲临前线指挥救灾，慰问灾民，鼓励斗志。最近春节期间，又远离北京，去农村、山区及中小城镇给普通民众拜年，与民同乐，形成一股浓烈的民族亲情，凝聚着一股祥和之气，令人感动。所有这些，都使全国人民以及海内外侨胞倍受鼓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与全国广大民众和谐一致的行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崇高道德。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而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我们的伟大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祖先的光荣传统，在优秀文化的传承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新的先进的中华文化，才能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强国之梦。
二、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戊子五月（2008年6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叶选平会长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大会上，我聆听了一位饱经风霜、饱读经书、德高望重、年逾八旬的大善知识的报告《中华传统的家与家道》，他老人家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以我要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就是如何‘齐家’，‘齐家’就是要有家道、家风、家学和家业。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将家的理念重新定义，用道义重建我们的家园，让新‘家’成为我们一生的依靠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以这样的原点扩大到社会，乃至于世界，这样恢复中国‘家’的精神和动能，世界和平才真正有可能达到”。
最近我又有幸读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用毛笔手抄的一本《老人言》。拳拳之心，力透纸背。所谓《老人言》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精选的语录，这是一本重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教科书！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应视为治国者的教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
《老人言》内容广泛而丰富，首先我读到的是先秦重要文献《六韬》的精华。《六韬》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哲学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曾盛行于两汉、隋唐和北宋。太公望，西周初人，姜性、吕氏、名尚，相传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因号为太公望，立为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辅佐武王灭殷，周朝既建，封于齐，为齐国始祖。《六韬》为后世之作，一段时间人们误认为是“伪书”，遭到冷遇。1972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六韬》竹简和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的《太公》竹简，推倒了《六韬》为伪书的旧案。根据出土竹简提供的事实，证明这本书虽不是太公吕望自著，但又非伪托，而是后人“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一方面“述旧闻，”整理了有关太公的传闻；同时又渗透了“缀辑”者的思想观点，反映了“缀辑”者所处的时代特点。最后成书大约在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载黄石公把《太公兵法》作为秘本传授给张良，《六韬》即为《太公兵法》，是一书异称（见张雪庵《古书同名异称举要》），说明《六韬》虽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但当时流传不广，至秦末仍是人所罕见。自从张良得《太公兵法》之后，成为“王者师”，《六韬》也随之名声大震。“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史记·留侯世家》）进而影响并促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从而盛行于两汉。《六韬》在两汉时期与《孙子》、《左传》、《国语》等书齐名，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必读之书。及至唐代，魏徵在唐太宗的授意下，为唐太宗及皇家子孙编纂必读书《群书治要》，又汇集了《六韬》的主要精华，使之盛行于唐代，促进了“贞观之治”及“开元之治”。
唐代的颜师古说：《六韬》“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所谓“取天下”则指社会政治思想，“军旅之事”指的是军事思想。《六韬》一书大致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取天下”即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课题。各诸侯国为了“取天下”，无不求助和吸取天下名士为之出谋画策，而当时已经成长、发展起来的“士”阶层，适应这种需要，纷纷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世，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而各个学派又都以“取天下”为已任。《六韬》的作者是精通西周初年太公吕望的基本思想，又结合西周以来的历史演变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种种言论，集众家之长，建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完整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为汉唐盛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哲学、军事思想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传承下来，从而也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借鉴。
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人民是构成国家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关键在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指出“民贵君轻”，甚至主张君主可以“变置”（《孟子·尽心下》）。《六韬》一方面继承并吸取了春秋以来的“重民”思想，认为工、农、商是国家的支柱：“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全，则国安”；同时又为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得天下也”。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民为什么是本以及君主为什么可以变置的问题。
《六韬》认为，天下属于人民所有，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又必须做到政治上的“有道”。既然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所以只有与天下人同其利，才是“有道”的政治。所以它说：“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六韬》吸取了儒家仁义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国之大务”在于“爱民”。并主张仁义与民众之利的统一，民众的利是仁义的内容和目的，离开了利民富民也就谈不上什么仁义，“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即把国家人民的富放在重要地位，“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民富则仁义自兴，富民是实行仁义的基础，是治国的根本。
由《六韬》首先提出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命题，可以说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思想中，最富有民主色彩的光辉思想。《吕氏春秋》说：“天下非一个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从而主张“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吕氏春秋·恃君》）。贾谊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新书·修语下》）。魏徵在其所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对《六韬》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的话，共摘引了三处，用以告诫唐太宗。唐太宗也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贞观政要·论政体》）黄宗羲提出，贤君明主的标志是“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这说明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从《六韬》的这一光辉的命题中吸取了充分的营养，其影响十分深远，真是饱含着真理的《老人言》！
四、领导者“无为而治”，清静寡欲，“善与而不争”
《六韬》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及其生成万物，是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天生四时，地生万物”，“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静”，“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天无为而成事”，是自然无为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应该效法自然，“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圣人守此而万物化”，实行“无为而治”。这是吸取了道家《老子》的思想，黄老学说与《六韬》思想都对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韬》在总结历史上统治者被人民推翻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统治者“好财利，巧夺万民”、骄奢淫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把“无为”的内容规定为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即所谓“善与而不争。”什么是“善与”？“薄赋敛，则与之”，轻徭薄赋即是“善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便是“民无与而自富”，由于“无取民者，民利之”，减轻了赋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利益的要求，便争得了人心，这就叫做“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从而实现了“从无取于民”到“取民”的转化。
能否实现“善与”的政策，关键在于统治者不与民争利，作到清静寡欲：“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所谓“静之”，即指君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清静寡欲，“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具体的说：“金银珠宝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宝不器，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只有如此，才能不与民争利，“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实行无为而治，“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
《六韬》把“无为”规定为领导者的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遵照客观规律，不要瞎指挥，安民而不扰民。这对汉唐盛世是有深刻影响的，西汉初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政治上得到了安定，经济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与《六韬》“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息息相关的，《六韬》在两汉盛行，正是由于它为当时的政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直接促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之所以出现“贞观之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权的巩固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从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领导者的骄奢。例如魏徵说：“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位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迂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固可以无为而治”。（《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临终之际，告诫皇太子说：“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资治通鉴》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魏徵和唐太宗的这些话，不仅与《六韬》的思想一脉相承，某些词句甚至极为相似，这也说明《六韬》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真是饱含着智慧的《老人言》！
五、严格依法行事，“杀贵大，赏贵小”
《六韬》重视法治，把能否实行法治视为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通则民大利，大利则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沉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六韬》认为“不法法”是“国之大失”；“不法法则令不行，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法则邪不止，邪不止则祸乱起；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不法法则水旱发，水旱发则万民病；君不悟则兵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
它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其中特别强调了“不法法”的危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国以来，多数国家都公布了成文法，当时的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实行法治，而在于有了法是否能依法行事。当时“不法法”的情况是复杂的，如有“民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或有官吏不“忠正奉法”“暴虐残贼，败法乱刑”；或有“法政阿宗族”，执法屈从于权贵者等等，而以最高统治者的“不法法”危害最大，因为君主“爱专制而擅令”，常“以私善害公法”，从而导致亡国的危险。《六韬》主张不论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要以“公法”为准绳。“贤君治国不以私害公，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法不废于仇雠，不避于所爱，不因怒以诛，不因喜以赏。”反对君主以个人的喜怒爱恶破坏公法。
《六韬》认为，推行法治的重要手段是行赏罚，“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全在于诚信，“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劝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这样便可达到“赏一以百，罚一以惩众”的目的。它还提出了一条“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所谓大，系指权贵而言，因为法之不行，主要受挠于权贵，“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只有这样，才能“杀一人而三军震”；所谓小，系指社会的最底层，当他们有功当赏时，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遭到忽视，因此要“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只有这样，才能“赏一人而万人悦”。显然这里，《六韬》吸取了先秦时期法家的思想，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过《六韬》用“杀贵大，赏贵小”这样有强烈反差的语言，突出了赏罚的重点之所在，这对于推行法治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证明，凡是真正按照这一原则做的，法治就能得以贯彻。后人曾称赞诸葛亮说：“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孔明所以能令贤愚佥其身也”。（《武经七书汇解·赏罚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重视《六韬》的原因了。
《六韬》在主张以法治国的同时，又不排斥儒家的仁义思想，并把“爱民”视为实行法治的前提，主张“害民者有罪”，这样就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思想协调在一起。汉以后曾实行过王霸并用、外儒内法的政策，固然是对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的总结，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六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六韬》受到汉唐盛世的重视，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真是充满着辩证法的《老人言》！
六、用人的标准及如何考察和识别“贤与不肖”
《六韬》重视尚贤、举贤，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权存亡的关键问题，不能不给予高度的重视。“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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