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五快放学的时候，姐姐从市内打来电话，说母亲的眼睛有些问题，一阵阵看不清楚东西，还伴有头晕症状。我心里一紧，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妻子，让她带母亲去市人民医院看医生。

放学后，我开车一路飞奔往医院赶。一路上，我的心情随着车身的颠簸而起伏不定，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回放往事。

母亲其实是个很坚强的人，这么多年来和我生活在一起从来不轻易说自己的病啊痛啊什么的，在我的印象中她似乎从来没有被生活中的困难打倒过。还是在农村集体化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当年我4岁。那时白天母亲在队上出工，傍晚收工回来背上总是背着小山样的柴禾。母亲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累，中午别人休息时，她则抽空砍柴或者割牛草，抑或在某个角落里纳鞋底。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勤劳的母亲还带着我们黑夜里提着马灯在自留地里种些蔬菜或者豆角什么的，家里往往是黄瓜吃了吃缸豆，吃了缸豆吃茄子，虽然很久见不到肉，但蔬菜还是不缺。就这样，尽管一家人生活得艰难，但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特别苦。就像母亲经常说的，“你们总要长大的，长大了就好了。”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念想，母亲才会有独力支撑这个家的勇气和胆量。后来田土下放到户了，由于家里缺少劳力，于是刚满14岁的的大哥就没有念书了，帮着母亲做农活，再后来大哥又为了帮母亲筹我们三姐弟的学费跟姨父学起了做椅匠。至到今天，看到大哥生活得不是很如意时，母亲总是内疚的说，“要不是当年让他退学，他如今只怕也吃上公家饭了，他读书成绩本来不差的。”每每这时，大哥总是和我们一起安慰她，“这不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为了我们能够和别的孩子一样能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母亲吃尽了苦头。靠种家里几亩责任田送我们姐弟三人读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筹措书费和伙食费，母亲夜晚带着我们一起做过卖三角钱一把的制红薯丝的工具，我们把它叫“擦子”，往往一做就是深夜。母亲在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还拉起一帮民工去承包修沅沽坪、王家坪一带的公路。记得一次连夜从工地上赶回来给我们送钱，也许是太累了，母亲趴在车窗上睡着了，手搭在车窗上，被迎面开来的货车挤擦得血肉模糊。特别是当工地上放炮炸死了一个哑巴民工时，母亲怕，我们也怕，怕那个血肉横飞的场面，怕死者家属找麻烦。至今我都无法想像母亲当年面对的是多么大的生活压力！

由于家里困难，我们姐弟三人的每月的伙食费从来都没有一次性交齐的时候，往往是自己去学校的时候拿一些，再由母亲中途送一些，所以我们的同学一般都认识母亲，每每母亲来校时，同学就会叫我的名字，“某某，你妈妈来了！”就在上个月，母亲还对我说，说她坐公共汽车时看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了，女的。我说是谁呢？她说不认得，反正那个女同学认识她，还叫她呢，“您不是某某的妈妈吗？”

再后来，我们陆续参加了工作，也成了家，母亲就离开了农村进了城跟我住在一起，帮着带孩子，做些家务。就像一架老化了的机器一样，母亲的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大病没有，小病是接二连三，但每次都和眼睛无关。这次当我听姐姐说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回家的路上，我不止一次的安慰自己，“应当没事的！”但没有医生的确诊，我知道这些都不过是自己给自已许下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赶到医院时，妻子已经挂好了号，在排队等候，母亲坐在椅子上，眼睛有些红肿。看到母亲的样子，我分明感觉到她这几年老了很多，此时更显得如是。母亲看到我急匆匆赶来，临到她看时，她对医生一个劲地说，我的眼睛一向很好的，应当没事的。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她自己。接下来，我和妻子陪母亲验光、洗泪囊，最后医生得出的结论正如母亲说的“没事的。”只是眼角膜有些感染引起眼睛里不舒服。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姐姐和大哥，好让他们放心。

拿了药，走出来医院，感觉天气晴了许多，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早就听说大庸桥桥下有一家清水鱼馆的鱼做得相当好吃，我提议，今天不在家里吃晚饭，去桥下吃鱼，大家一致同意。

“吃鱼去哟！”女儿欢呼着，母亲也轻松地笑起来，从车的后视镜中，我看到母亲头上缕缕白发在风中掠起，心中不禁一阵恻然：老矣，我的母亲！

 周良勇于2010年6月6日深夜